拷问心灵的科幻创作

科幻的力量，在于将黑暗置于阳光之下
　　我只不过是台记录仪。我写东西，大致是为了记录梦话。唯一的差别是，如果夜里是在记录虚构，那么白天则是在记录真实。但这个“真实”，在我看来，往往又是“不真实”，因为它只承载了表面的言语行动和人物间的关系。
　　实际上还有一种真实，弥漫在宇宙中的，让人恐慌的，内心发虚的，惆怅的，见不得人的，却不一定能被记录下来。就像侦探一样，不仅目击案件的现场，而且挖掘记忆的秘密。想把那些正在遗忘中的，却噬咬人的心灵及潜意识的，重新回忆并记录下来，形成一幅更精细确致的地图，这件事很累，也不好做，但作为观察者，来此星球走一遭，总得要留下一些“印记”吧？
　　20世纪初，鲁迅、梁启超把科幻引进中国时，正值中华民族内外交困的关头。鲁迅说他留学日本，第一次读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吃惊地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是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而西方先进知识分子的梦想是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远征月球。”所以他要引进科幻作品，“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
　　某种意义上，好的科幻，一定是毁三观的。好科幻深入人性，颠覆人性，再造人性。如《弗兰肯斯坦》《苍蝇》《人生不相见》，人性都彻底变了。还有《三体》，5分钟建立极权，比很多主流小说对人性的描绘更为深刻。
　　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同名科幻漫画改编的电影《雪国列车》，也深刻反映了某种“真实”。列车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只能保障少数贵族乘客享有好的饮食、医疗、教育和居住条件。在头等车厢，观众们还看到了技术专家的存在，他们维护列车的安全，防止出轨，这是为了保证列车安全高效地运行，在世界末日的恶劣环境下，这也是第一位要保证的。而从下等车厢夺走小孩去做列车配件这种事情，虽然骇人听闻，但也是服从于保证列车不停滞地向前这一首要条件而存在。末节车厢的贫困人口，是为了让上层人士得以体面享受富裕生活而存在的。这部科幻作品，把社会和阶层的残酷性展露无遗，让人观后不得不深刻反思。
　　好的科幻作品，不回避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反映社会问题的同时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陈楸帆在《鼠年》中，写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去参加灭鼠大军。未来转基因的老鼠泛滥，鼠群中诞生了宗教信仰，但这些学生兵却如一盘散沙，溃不成军。小说看似荒诞，却喻示了全球化技术时代，文明及文化的断裂，这种断裂一旦形成，极难恢复。人们看上去生活富足，但空虚的内心使得每个人都活得很艰辛。
　　科幻是一种能赢得未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它的主要读者是青少年，它比一般的玄幻和青春文学更复杂，是能直接抵达90后内心的文学形式之一。在培养未来“科学达人”的过程中，科幻正起到无法替代的“润物无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