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扬奔腾话骏马

在远古时期，马就是人类的重要伙伴，在狩猎、畜牧、征战、行旅、农耕等物质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马的善走、强壮、有力、既驯服又独立的特征，使人们对马产生了极其崇拜的心理。基于此，又形成了“以己度马”“以马及人”“以马及物”的精神文化现象和绚丽多彩的马文化。马文化渗透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通过代代相传，积淀为具有鲜明特色的节日风俗、神话传说、艺术娱乐等。

　　马的文化象征意义

　　马在十二生肖中位居六畜之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极高的地位，这与它积极进取的文化象征意义密不可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马”字进行了生动地描绘：“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高昂的马首、颀长的脖颈、飘逸的马鬃、健壮的四肢、洒脱的马尾、光滑的马皮、高大的身躯，充分展示出一种气势强劲、彪悍雄武的精神和气质。正因如此，马具有了神性，它能上天入水，驰骋纵横。《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驭八骏西巡，登昆仑山，见西王母。晋王嘉《拾遗记》对八骏重新命名并且勾勒出“天马”的传神形象：“（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山海经·北山经》也对天马进行了形象地刻画：“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这或许就是“天马行空”一词的来源吧。

　　传说中的龙马则是龙头马身的神兽，它身居黄河，驮图出河，献给伏羲，伏羲凭此而演绎八卦。《隋书·经籍志》有《瑞应图》，上说：“龙马者，神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胳上有翼，旁有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古人也以为“马八尺以上为龙”，此龙马即骏马，如唐李世民《咏饮马》：“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此处即将骏马比喻为龙。

　　所有这些描述都传达出马所具有的一种神采骏逸、昂扬奔腾、威武雄健的精神，因此《周易·说卦》说：“乾为马。”无论是虚拟的天马、龙马还是现实的骏马，它们都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在游牧民族的史诗中，骏马以驰骋草原、气势不凡的形象出现，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因此，《周易》以马比附乾卦，使“乾”所蕴含的健壮勇武、强大有力等诸多抽象意义形象化。

　　考古资料证明，四五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野生的马已被驯养。它们一方面不失其勇武豪迈之气，另一方面又增添了通晓人性之情，自此以后，马成为与人类生死相依的亲密伙伴。

　　性情温驯的马善解人意，甘为人类负重驾辕、效力沙场，成为古代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之贤臣管仲利用“老马识途”的特点走出困境，后人以此比喻经验丰富的人熟悉情况，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进行军队改革，提倡“胡服骑射”，以一人一骑为单位，较之战车作战，灵活自如，为军队快速取胜铺平道路。

　　马任劳任怨、赤胆忠诚之举常常受到人们的褒扬。古代文献中不乏记载着人和马之间建立深厚情意的感人故事。《三国志》中有赤兔马，它原是吕布坐骑，毛色赤红，神骏威武，时人咏叹：“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免。”后被曹操所得，赠与关羽，从此赤兔马伴随关羽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关羽被害后，赤兔马也郁悒而死。刘备的坐骑的卢也是一匹善解人意、挽救主人的宝马良驹，《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马跃檀溪”的故事。这种爱马情结在古乐府诗《爱妾换马》及梁简文帝萧纲、唐代张祜等人的作品中皆有所体现，这些“人不愿舍马、马不忍离人”的故事在古代比比皆是。

　　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流传着许多人与马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如蒙古族马头琴的传说和满族民间故事《花莫利》，后者说的是一匹名为花莫利的骏马为人们建立战功的动人事迹。

　　对马的祭祀与崇拜

　　祭祀马神是古代社会对马崇拜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周礼·夏官·校人》已有祭祀马神的记载：“校人掌王马之政……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马祖，据说是马的祖神，这与生殖崇拜有关，与天上的星宿天驷星或房星相应；先牧，传说是养马的创始人，被后人奉为司牧神；马社，发明以马驾车的人；马步是给马降灾的马神。如此名目繁多的祭祀与马有关的人或神，反映了农业社会时期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至今从各地现存的地名中也不难找到祭祀马神的遗迹，如旧时北京城有马王庙、马神庙和马祖庙等。

　　自古以来，各代官府大都设有祭祀马神的制度，特别是明代皇帝朱元璋大力发扬前朝祭祀马祖、马神等古制。据《明史》记载：“司马、马祖、先牧、神庙以春秋仲月中旬，择日南京太仆寺官祭。”而且明代马政规定组织马户专门替官府养马，被称为“编民养马”。正因为统治者推行祭祀马神的古礼，所以祭祀马神在民间也是蔚然成风。

　　民间认为马神又称水草马明王，俗称马王爷，是司马之神。传说马王爷原型为西汉大臣金日磾。他是匈奴休屠王太子，身高八尺二寸，相貌威严，武帝时随浑邪王降汉，担任马监，后升为侍中驸马都尉。民间据官名及容貌特征，将他描绘成三目四臂、恐怖狰狞的马神，因此俗语用“不知马王爷几只眼”来讽刺他人不知深浅。北京广渠门内的马神庙即供奉这种画像，农家于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祭祀。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岁时》引《新燕语》说：“南中于岁之六月二十三日恒祭炎帝，而都城内外骡车夫，皆醵钱以祭马王。” 骡车夫常年从事的工作是赶骡车或马车，运客送货，所以也希望得到马神的佑护，企盼生意兴隆。从现存的碑刻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旧时北京城朝阳门内东四牌楼的马市、驴市的“众善弟子”都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举行祭祀马神的活动，而西四牌楼西马市内的“众善弟子”则在西四大街的真武庙内定期祭祀马神。之所以祭祀马神，皆因“凡都城里外畜马之家，悉赖其庇”。与马相关的民俗与传说

　　传说龙马是一种龙头马身的动物，中国许多名胜古迹都与白龙马有关，如新疆火焰山山顶上有一石柱，巍然矗立，形似木桩，故被当地人称为“拴马桩”。据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路过此处时，曾把白龙马拴在石柱上，因而得名。在拴马桩的近旁有一个巨石，相传是唐僧上马时用的踏脚石。如果开车从木头沟进入火焰山腹地的西洲天圣园，就能看见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群塑，其中有唐僧牵着白龙马的造型。

　　有关马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内容也颇为丰富。如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之《女化蚕》篇，便记载了一则与马有关的传说。古时有一女子，父亲远征，家中仅留她一个人和一匹马。有一天，她因思念父亲，就和这匹马戏言：“你若能为我迎得父亲归来，我就嫁给你。”马闻听此言后便脱缰而去，一直跑到女子的父亲处。其父看到马很惊喜，便骑马回到家中，从此，对马“厚加刍养”。但马不肯食，见其女出入，动辄“喜怒奋击”。这女子就将其中的缘由告诉了父亲，父亲则“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一日，这女子对着马皮说：“你是畜生，怎么想娶人为妻呢？招来屠杀剥皮之祸，又何苦呢？”话未说完，马皮就将此女卷走。过了数天，人们在大树枝间发现，该女化成蚕，马皮则变为大茧，“取而养之，其收数倍”，人们遂将此树命名为“桑”，谐音“丧”字。后来，人们称这个被马皮裹起的女子为“马头娘”，成为养蚕人所信仰供奉的“蚕神”，人们祭祀“蚕神”，希冀养蚕丰收。

　　汉族节日中有马日节，时间为正月初六。马日节兴起于汉朝之前，盛行于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明清时期渐衰。马日节是在战国秦汉时代所流行的星占和各种占卜术影响下产生的。《史记·天官书》曾载有据正月初一至初八的风向雨晴预测年景的方法。关于马日节的记载，首见于汉代东方朔的《占书》：“凡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这是古人根据正月初一到初八的阴晴来判断一年丰歉以及8种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吉凶状况的说明。在马日，民间认为如果天气晴朗，当年的养马业就会兴旺；如果天气阴晦，当年的养马业则衰落。至今河北、湖北、湖南、浙江等地还流传着马日遗俗，即为了使马生长繁衍顺利，在当日要精心喂养马匹，忌打骂、杀戮马匹。

　　游牧民族对马的重视体现在传统节日马奶节和赛马节，每年农历八月末都会举行节日的庆祝活动。节日当天，牧民们身着盛装，骑着马、携带马奶酒来到规定地点，开始杀牛宰羊，准备奶食和炸果子，然后点燃牛粪火，炖煮手扒肉。至太阳普照大地时，赛马开始，参赛马选定为两岁马驹，以象征生产和生活兴旺发达。赛马结束后，人们分别入席，尽情地饮酒吃肉，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人们欢歌笑语，吟咏节日颂歌，好一派喜气景象。当夜色阑珊时，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佤族过春节时要喂马吃糯米饭，并观察马在马厩中的姿态以占吉凶。俗以为马站立和头朝东方是幸运年，是吉祥的兆示；马卧睡和眼向西边是灾难，是不吉利的兆头，主人不再敢喂养，要将马杀死或卖掉。

　　上古时期，骑马抢婚之事屡见不鲜。如《周易》中的屯卦、贲卦和睽卦皆为抢婚的实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抢婚场面。《贲》：“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又“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前两例表现抢婚者乘白马前来抢亲，接近女方家时，缓缓而行，以伺时机。后例表现抢亲成功后，被抢女子痛苦万分，可见掠夺婚与战场上俘获敌人十分相似。这种特殊的娶亲过程如今作为一种民间风俗保留在某些少数民族的婚礼中，如蒙古族、纳西族、傣族、藏族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了蒙古族骑马抢婚的过程：“蒙俗新婚到女家，迤新妇置之马上奔回，谓之抢亲。女家多备之，故作争夺追赶。某君诗云：新郎一马着鞭先，舅氏昂然奋老拳。劫得美人归去后，笙歌花烛盛开筵。”

　　青海地区的汉族有饮“回马酒”的仪式，其具体过程是：在男方家举行婚礼时，女方宾客要骑马离开男家前行一程，然后青壮年调转方向，返回男家门口，男方家人则递上酒壶，让其痛饮后策马离去。如此要反复一二次，只听马蹄声中夹杂着欢声笑语，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气氛。

　　湖北、四川一带流行“回马车”的婚姻风俗。在湖北，传说新娘出嫁时，本家历代亡灵都会跟随前往，且途中亦可能撞着各种煞神附身，会给男家带来不利。故迎亲日，男家预先请方士一人，于门外设香案祭告天地和车马神，并杀鸡以驱鬼。祭毕，抓米撒在新妇彩轿上，表示打掉煞神。新郎也同时向花轿四周行礼，礼毕方可入内。在四川，彩轿到男家后，新娘不下轿，此时男家将一桌子置于大门右侧，拜祝祭酒，边作揖边向彩轿撒米，口中念“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已到，车马还乡”等语句，以驱除不祥。

　　在陕西澄城地区，“送金马”婚俗十分流行。当亲事确定后，经济富裕的男方需送女方一匹小金（银）马；如果家庭拮据，可以用一匹黄布马代替，寓示着马到成功。

　　丧葬习俗也离不开马。中国许多民族都保留着为死者送纸钱、纸马的风俗。纸钱、纸马象征着真钱、真马，这种风俗源于古人的灵魂观念。先民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受灵魂观念的影响，认为人死后仍像生前一样在地下生活，所以就产生了埋葬死人的制度，实行土葬，陪葬品因人的地位尊卑而不同，人殉和代替人殉的俑令后人惊叹。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事死如生的意识。在花样繁多的陪葬物中，马也是难逃厄运的，因为它也是死者不可或缺的享受工具，马殉现象早已得到考古证实。秦始皇陵兵马俑实际上是以马俑代替了真马，间接地再现了真马陪葬的史实。在民间祭奠活动中，人们以烧纸马的形式表达了希望死者像生前一样骑乘马匹、享受生活的企盼。

　　元代宫廷丧葬有“金灵马”的风俗，沿蒙古遗风。凡帝后去世，用香樟木为棺，以貂皮袄、皮帽、靴、袜装棺，以金瓶盏碗置入棺中，然后在表面油漆。送往坟地时，任何人不得在其家族前言及故主，恐惊其亡灵。出殡时，以蒙古女一人作前导，穿新衣，骑马；另牵一匹马，以黄金饰鞍，笼以纳失，此即金灵马。我国中原地区服饰的变化和发展也与马密不可分。自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以来，汉民族开始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以上衣下裤的穿着形式代替了传统的上衣下裳之制，随后又出现了马甲、马褂、马靴等多种服饰名称。

　　和马相关的娱乐活动

　　赛马产生很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便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帮助齐国宗室田忌赢取赛马胜利的史实。赛马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娱乐和竞技活动。如蒙古族在祭祀敖包和举行那达慕大会时都要进行赛马，他们将赛马与射箭、摔跤统称为“男子汉三艺”；哈萨克族在节日里也有“马上摔跤”“骑马拔河”等娱乐活动；藏族在新年和七月有跑马捡哈达、跑马射箭等比赛。跑马射箭实际上源于原始社会游牧时代的田猎活动，随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取代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田猎射箭便作为一种专属于古代贵族的娱乐活动，清代时还成为了皇帝马上治国的一项政治活动。

　　与赛马一样古老的娱乐形式是马戏，汉代时便已出现。马戏表演者要在马背上表演各种技艺，这项活动发展到唐宋时非常盛行。此时以马术和驯马表演为主，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马戏内容极为丰富：有数人骑马追射红绣球，所谓拖绣球；还有射柳、“立马”“跳马”“拖马”“献鞍”“飞仙膊马”“赶马”“豹子马”等活动形式。参与者众多，甚至连女童都不甘落后，表演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马球也是一项普及性的娱乐活动。它起源于西藏地区，唐代时由于交通吐蕃，文化经济得以沟通，因此马球随之传入，并在皇帝的大力提倡下盛极一时。1971年陕西乾县出土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中有一幅《马球图》壁画，上画骑手20余名，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持有球仗，未见球门。此图为再现唐代马球场面的较早资料。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马球逐渐衰落。

　　以上所介绍的各种与马有关的娱乐活动如此丰富多彩，可见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还以绘画、雕塑、舞蹈、歌谣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塑造马的形象，借此来抒发内心对马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上，马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们常用“汗马功劳”来评价功绩。马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超过了人自身。自从马被驯化，它就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发展，也为工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