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卢旺达之殇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大屠杀。据国际红十字会估算，从4月6日～7月中旬短短100天里，卢旺达700多万人口中有100万人惨遭杀害，这是“继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之后，效率最高的大屠杀——三个月杀掉了一百万人”。在大屠杀最为猖獗的时候，卢旺达每分钟就有超过5个人被杀，这一速度是二战时期犹太人遇害速度的3倍。此外，还有400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其中200万人逃往邻国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大屠杀的残酷令世人震惊，10年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

　　那么，为什么卢旺达会发生这样一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众所周知，这起事件的导火索是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遭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卢旺达的两大部族——胡图族和图西族在关于谁是凶手的问题上互相指责猜疑，基加利的局势紧张。卢旺达广播电台告诉卢旺达人，他们的总统是“被蟑螂一般的图西族人”谋杀的，要胡图人为总统报仇。如同纳粹用“臭虫”来描述犹太人一样，他们反复地用“蟑螂”来描述图西人，对于他们来说，杀死图西人就像踩死一只蟑螂或者毒死一只臭虫一样容易。因此，在这场屠杀游戏中，以人口绝对多数取胜的胡图族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权。被害者中大部分是图西人。

　　翻开历史，表面看来飞机失事是导致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深层原因，则是胡图族与图西族两部族长期以来矛盾冲突的最

　　终碰撞。胡图族与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和14%。从1890年到1962年卢旺达独立以前，卢旺达先后成为德国、比利时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在卢旺达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他们利用较少数的图西族人来统治着占总人口80%的胡图族。殖民者离开卢旺达时，却又把政权交给了胡图族人。胡图族人被镇压多年，掌权后便对图西族的政界要人采取了报复行为。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能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1963年、1967年和1973年，两族已先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因此，民族的宿怨是导致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悲剧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大约公元2世纪，胡图族从乍得湖、尼日尔河一带迁入卢旺达，主要从事农耕。公元10世纪以后，图西人游牧部落从索马里半岛南部（一说埃及）相继迁入，建立了王国并逐渐统一了全境。到了殖民时期，殖民者仍是利用原有图西贵族的穆瓦米封建专制政权对广大胡图人实行统治。按照比利时殖民者的说法，图西族人更高贵，且举止更为优雅，更有贵族气质。因此，图西人虽然人数较少，但在卢旺达的历史上却长期处于统治地位。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胡图族的上层精英开始对图西贵族长期掌握权力感到不满，要求废除图西贵族的特权，享有平等权利。到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人终于掌握了政权，他们所建立的卡伊班图政府对图西族实行报复和排斥政策。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的图西贵族失去了权力，自然不甘心，对分享政治权力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双方历经3年内战于1993年达成《和平协定》时，看似双方权力斗争暂时以分享权力实现平衡状态，实际上权力的争夺和博弈正在开启一个新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1994年的大屠杀就是一场围绕权力斗争的残酷游戏。

　　在两个部族长期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难民。据卢旺达官方统计，到1993年，流亡在邻国的卢旺达难民有50多万，其中乌干达30万，布隆迪20万，坦桑尼亚5万，扎伊尔1万。难民向当局政府提出回国的要求，但政府对此不予置理，因为难民回国后安家定居等种种问题都很难解决。况且在民族和解未实现、部族纷争不断的情况下，且不说流落在外的难民要回国的要求难以实现，新的难民还在有增无减，难民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大批难民涌入邻国也挤占了邻国本土人民的生存空间，造成了边境不稳定的隐患，邻国政府和卢旺达政府协商处理难民问题的交涉迟迟未果，也加剧了卢旺达和邻国的关系紧张。1979年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人成立了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1987年更名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提出：“要消灭导致产生难民的制度”，1988年爱国阵线在美国开会，又提出：“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回国”，而武装回国是最终选择，因为以往和平返回国内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

　　在电影《卢旺达饭店》里，尸横遍野、人命如草芥的惨状让我们印象深刻。是什么使得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受到极端者的蛊惑，以最血腥的方式像踩死蟑螂一般杀死了图西族人？如果说这仅仅是部族仇恨，又如何解释在大屠杀过程中胡图族人杀死的不仅仅是图西族人？他们也对自己的同族——胡图族人下毒手？如果说这是围绕权力所耍的政治阴谋，又如何解释卷入大屠杀这场血腥的疯狂游戏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卢旺达爱国阵线所说，“只有实行民主和法制，难民才能回国，才能实现民族和解”。也正因为民主法制的缺失，才使得卢旺达人已经习惯用暴力的、血腥的方式消灭“敌人”，而不是借助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正因为民主法制的缺失才使得他们无视生命应有的尊严和合法的权利！因此才出现了如作家德斯苔赫所描述的“老师杀死学生、雇员杀死店主、丈夫杀死妻子，邻居之间互相屠杀，为的是自己不致于死得更惨”的情况，才出现了大屠杀中格杀勿论、老少妇孺难以幸免的局面。1994年4月7日，图西族女总理阿加特·乌维芝吉伊马纳在逃往联合国驻卢旺达机构避难后，仍被胡图族士兵强行押走，并在卢旺达总

　　统府附近被打死，至此形势已经完全失控。胡图族强硬分子把守街头，挨家挨户搜查图西族人和支持同情过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图西人不仅被杀害，而且被集体强奸、被折磨、被伤残甚至失去人形。图西人前去寻求庇护的教堂成了集体的公共墓地，甚至有的教会也充当了屠杀人民的帮凶和刽子手。他们享受着人性中暴力、野蛮的原始冲动带来的如同“砍掉高树”、踩死蟑螂一样的快感和乐趣。很多人在反思卢旺达大屠杀悲剧时，会指责美国在这起事件中的“不作为”，认为如果当初美国能够出面制止，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大屠杀是可以被阻止的。

　　实际上，美国的“不作为”有着深层的原因。首先，美国在索马里的失败给当时的美国蒙上了“索马里阴影”，使得他们在对非洲用兵问题上不得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1992年12月至1993年3月底，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共派遣2. 8万军队进入索马里展开“恢复希望”行动，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协助联合国在当地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它却成为美国在越战以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军事行动，尤其是1993年10月3日美军在摩加迪沙行动失败，美军士兵尸体被索马里人游街示众的画面在CNN播放，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出兵索马里是一项错误的决策。这一切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与艾迪德武装谈判停火，并宣布从索马里撤军。初为总统的克林顿也在这起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认为这是他总统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从这以后，美国便基本不在非洲直接卷入其内部冲突，而是通过为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武器、培训等间接干预。因此，面对美国刚从索马里撤军一周之后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美国政府不愿意再次出兵维和以免重蹈覆辙。其次，如果美国要出兵介入卢旺达大屠杀，他们必须说服美国民众接受，必须连过国会和民意两关才能通过决策。早前的民意已经显示，美国出兵索马里被大多数民众认为是错误决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选民负责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以及他的美国政府，自然会慎重考虑刚从索马里撤军回来再又出兵非洲、而且同样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是否会引发美国民众进一步的不满。因此，他们最初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不把卢旺达的事件称为“大屠杀”，以此避免再次卷入非洲大陆的又一民族冲突和种族纷争。

　　其实，在当代国际社会，联合国仍然是一个职权范围最广、作用影响最大、会员国最多的国际组织，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协调各方矛盾等问题上肩负着当仁不让的责任。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后，有人指出，如果当时联合国能够派出一支仅仅5000人的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大屠杀就可以制止。这些年，非洲许多地区仍然摆脱不了种族冲突，甚至持续发酵并酿成重大流血事件，如刚果（金）伊图利省的种族血腥大屠杀、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种族冲突等。在这些冲突事件中，联合国也多番派出维和部队积极斡旋，但始终没能解决非洲地区民族冲突的根本矛盾。这也说明在非洲地区的种族冲突问题上，既需要强化联合国的功能和效力，又要从非洲自身的历史、环境、文化等方面去寻求根源。

　　卢旺达大屠杀使卢旺达的司法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几十万犯罪嫌疑人被关在狱中得不到审判，数以万计受害者家庭得不到补偿。应卢旺达政府的要求，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专门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自行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领导人或平民，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直到2002年6月，卢旺达政府经过反复讨论才启动了加查查法庭（意为“草地上的司法审判”）。这是卢旺达本土解决民间纠纷的传统办法：当邻里之间发生纠纷时，长者召集大家聚在树下，让当事人陈述理由，并由长者最终做出判决。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不专业的司法形式，却在卢旺达推进种族和解、国家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几年来，卢旺达共成立了1.2万多个传统法庭，雇用了16万多名民间法官，在10年内审理了近200万起案件。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