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龙时代”的困惑和思考

战争与和平、权力与财富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中东虽弹丸之地，却是这永恒主题的聚焦之处。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造就了中东和平进程中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阿拉法特和沙龙，他们分别代表着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建国使命。然而，建国壮志未筹，阿翁便于1年前撒手人寰了，留下了“孤独英雄”沙龙继续推进中东和平进程。2006年新年的钟声刚落，年岁已高的沙龙因中风入院，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人眼中的民族英雄的政治生命已飞向终点。

　　沙龙政治生命的终结，具有多重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效应。事实上，中东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不可避免地对中东和平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这种政治生态现象在中东北非地区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老一代领袖淡出历史舞台对中东意味着什么呢？沙龙给以色列以及巴以和平又留下了什么遗产呢？沙龙的离去到底是一种福音，还是祸害？

　　

　　贤臣之后　社稷之忧

　　

　　沙龙政治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以色列国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首先，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沙龙刚刚组建的“前进党”。“前进党”在政坛平步青云的势头与沙龙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沙龙卧病“不起”及导致政治生命的终结，对于“前进党”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据相关调查，“前进党”的支持者当中，近三分之一希望沙龙继续再度当选总理。失去领袖的“前进党”能否保持先前的“黑马”姿态，其前景不容乐观。此外，刚刚组建的“前进党”组织机构十分薄弱，只有几十个事实上的中央委员和一个党首，甚至还没有党员登记和明确的领导机构。谁来接替沙龙，尚无明确的制度保障。这种领导机构与组织机构的不健全，对“前进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挑战。沙龙在特殊的“革命岁月”所积累形成的特殊个人魅力与人格，一方面为“前进党”继续获得民众的支持奠定了基础，另方面对其继任者而言，则是一个难题，即如何发挥自身的政治领导才能，走出沙龙所带来的巨大政治阴影？虽然目前“前进党”还具有很强的民意基础，但在两个月之后的选举中能否“技压群芳”，仍需拭目以待。

　　其次，争夺沙龙之后的权力真空地带，成为以色列政局今后一段时间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即将来临的选举，本无多大悬念，因为沙龙领导的“前进党”已稳操胜券。沙龙意外卧病，几家欢乐几家愁。“前进党”因之陷于群龙无首状态，而政治对手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等本来前景暗淡，却因之见到希望的曙光。沙龙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与权力转移悬念，使得以政局为之增添了几分热闹。甚至有以色列报纸称沙龙时代将以悲剧而告终，以色列将开始总理争夺战的政治景象。无论报纸所言是否过实，却道出了以政局的权力更替的现实。因此，一些平时活跃或不活跃于以政局的少将老将纷纷浮出水面，粉墨登场。由此，形成了目前“前进党”内“四大”接班人与以总理“四大”接班人齐头并进的图景。然而，争夺战背后必然是以政局的平稳过渡与交接而告终，即不管最后谁坐总理交椅，都是在以色列现行政治体制的秩序下进行。因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民主和法制较为成熟的国家，沙龙之后的权力交接不会引起大的政治动荡。这一点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沙龙在以色列政坛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巨大的个人魅力，这从他以强硬的姿态推行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撤军的计划略见一斑。这种个人能力与个性使以色列其他政治领导人望其项背。中东地区的强人政治能有效实施政策，但不可避免存在特定的局限，即强人之后其政策的执行或许受到制约，缺乏一种完整的体制保障。对于以色列亦是如此。目前，沙龙在以政局中综合平衡各种矛盾，强力推行中东和平计划的遗产，是对其继任者的能力与魄力的考验。这不仅影响到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最为重要的是直接制约着中东和平的前景。

　　

　　和平曙光　仍需努力

　　

　　沙龙在其政治生涯晚期积极推动中东和平的实现，是以色列人所津津乐道的重大让步。后沙龙时代，巴以和平经受更为重要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来自和平推进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来自后沙龙时代以色列国内政治权力不明朗所造成的政治态度不清晰。据目前的舆论可知，无论谁继承沙龙的总理交椅，都会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至于采用何种方式则预言为时过早。

　　受命于为难之中的代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上任伊始就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实，这也是沙龙尚未解决的政治任务，即对于即将到来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的态度问题。对于是否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投票，奥尔默特面临着两难选择。“前进党”的政治前途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使他左右为难，如何妥善处置这一难题考验着代总理的政治智慧，也直接影响巴以和谈的进程。

　　沙龙给以色列的政治发展带来了很多变数，诸如人们对于今后的领导人将采取何种方式推进和平进程，以色列对巴态度将发生什么的变化等仍存疑问。沙龙的离去犹如2004年阿拉法特的逝世之影响巨大。也正如诸多评论所言，沙龙的离去对巴以双方以及中东和平都不是让人拍手称快之事。但事实是，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局势与对外政策不会因沙龙而有太多的变化。以色列的国内体制较为成熟与完善，沙龙在任期间顺应了以色列人的要求和民意，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政策也是为以色列人所支持。现今沙龙的地位无人可替，但他所进行的事业却可传承下去，只要获得以色列人足够的支持。相对于以色列政治态势的不明朗，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势更为混乱。

　　巴以双方为矛盾一体，共同推进和平的进程。两位当事者当中，巴勒斯坦起着更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对以色列影响颇大，而以色列的政治局势对巴勒斯坦却影响甚微。由此可见，不可否认沙龙个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但与其说沙龙的离去是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障碍，不如说巴勒斯坦国内的政治局势起着更为主导的作用。1月25日即将到来的巴勒斯坦选举，在一系列问题上让人忧虑重重——选举能否如期进行、哈马斯是否成为选举的最大赢家仍是疑问。而加沙地带的混乱局面，无疑是中东和平曙光的断魂者。加沙地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组织权威，能掌控爆炸声不绝于耳之局面。一个有效政府的缺乏，已使加沙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为此，沙龙的离去给以色列国内政坛留下了权力真空地带和太多的变数，这无疑给中东和平增添了不确定性。而笔者却反观现有事实，认为沙龙所带来的改变要小于目前普遍持有的预期。以色列历史上已平安历经多次危机与考验，而这次也不例外。在以色列现存的政治体制内，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大于中断性。相反，推动中东和平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国际社会加强巴勒斯坦的政权建设和国内治理。

　　

　　千秋功过　自有评说

　　

　　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沙龙纵横中东政治舞台几十年，参与了以色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为国家的安全建设立下人皆称赞的汗马功劳。现年近八旬高龄的沙龙，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言，崛起于以色列的沙场之上。军人出身的他造就了强悍、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性格，这种誓死保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勇敢行动及人格，为他赢得了以色列人的高度拥护与爱戴。2005年11月，沙龙毅然以惊人的举动退出利库德集团，组建了实力并不起眼的“前进党”。尽管“前进党”初涉政坛，但十足是一匹“黑马”，因为此前舆论普遍认为“前进党”将在3月份的选举中勇夺桂冠。这一切，都必须将功劳归功于沙龙的个人魅力与强悍人格。

　　以色列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却十足是一个刽子手和屠夫。战争是无情的，战争意味着流血。沙龙以军人的天职护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但也因其残暴与滥杀无辜留下了政治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污点。受人非议最大的是，1982年沙龙对黎巴嫩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随后，沙龙赢得了《时代》周刊的诉讼，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几乎在20多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以色列，沙龙的个人魅力无人能与其比肩。作为一名军人，他严格执行自己的职责，用手中的武器捍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理性地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和平历史使命，勇敢地以实际行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2001年，沙龙出任总理后，对韦茅斯说：“我相信我才是那个能制造和平的人。我参加了以色列所有残酷的战争，每一次战争我都在最残酷的地方……我相信我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懂得和平的重要，但和平是一项严肃的行为，而且和平必须为犹太人提供安全。”沙龙没有食言，他在后期政治生涯中力排众异，推行脱离接触计划，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北部撤军。这种为别人所不能为，身躬力行推动中东和平的前进之举动，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代际更替　和平未来

　　

　　美国政治学者萨谬尔·亨廷顿曾指出，个人领袖的作用与国家民主程度成反向关系。这就说明，在一些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个人领袖的魅力与魄力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很大。而以色列体制发展较为成熟，沙龙所带来的后遗症并不会像预期的那么大。

　　此外，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富有特色。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富有魅力和魄力的英雄一代，以阿拉法特和沙龙等为代表，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年轻一代政治家将主今后之政。这种代际更替的政治现象将对和平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在二战后的“革命岁月”中登上历史舞台的英雄，历史烙印中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在执政过程中很难消除。但年轻一代也是成长于恐怖爆炸司空见惯的岁月，故真正的和平很难短时期内获得。故笔者认为对于和平进程长远的，也是潜移默化之计在于“以和平获取和平”理念的灌输与教育。因为，笔者坚信，要化干戈为玉帛，改变目前“和平像鲜花，它永不开放；爆炸像野草，它疯狂生长”的局面，惟有发挥软性和教育的力量——改变观念，改变世界。

　　[责任编辑]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