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差距，由2002年的5.1倍扩大到2003年的5.3倍，其中江苏省雄居全国之最，高达10.7倍。有关资料显示，同一比值，1981年仅为1.7，1990年为2.9，1995年为3.8。可见，城市社会逐渐分化出“穷人”、“富人”群落或地域，并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极化现象。

　　社会极化概念常用来解释一些主要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虽然难于精确定义社会极化，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许多大城市正逐渐分化成高技能和高收入的上层阶层与人口众多的低技能和低收入的下层阶层，而中间阶层正绝对地或相对地逐渐萎缩。因此，极化这个词用来描述社会分配结构的变迁过程，也即由原来中产阶层人员占绝大多数的稳定正常的或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逐渐分化成为上层和下层比中层相对或可能绝对更多的社会结构。

　　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时，有近250万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但当时的城市，由于单位制福利系统的存在，贫困几乎没有。改革开放使得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巨变。城市社会出现两极分化，新的富人阶层和大量的贫困居民同时滋生，其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用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显示，1978～1984年城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仅为0.16，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基尼系数在1985～1986年间增长到0.1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此系数进一步增长到1987～1993年间的0.20～0.27，1994年达到0.30。2004年，该系数达到0.35。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它可以较客观、较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我国城市基尼系数目前比较合理，但是，也超过高收入国家上个世纪 90年代 0.328的平均水平，并且有专家指出，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形势将进入相当于基尼系数为0.5的“红灯区”。由此观之，我国城市社会极化正在发展，并且势头迅猛。

　　当前，我国城市社会逐渐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精英阶层，他们是永远的赢家。这些人主要是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快速制富的一些企业老板，他们成为社会的“新贵”。同时，这些企业打造出一群城市富有的工薪阶层及其他高收入阶层，包括经理、技术人员、政府高职人员、歌星影星、教授、医生、职业律师等。精英阶层收入水平高，追求新的高质量的生活消费。他们共享剩余价值，但扩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另一个是贫民阶层，他们是永远的输家。这些人包括城市下岗人员、进城农民工、城市穷苦老人、自暴自弃的年轻人等。他们收入水平低，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差，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成为一些社会问题滋生之所在。

　　我国社会主义一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我们一直灌输着这样的思想，富人只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将走向共同富裕。但现实告诉我们，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和畏惧一个新的达尔文社会——弱肉强食，自然选择。现如今，杂志、电视，到处充斥着成功策略的经验讨论。时尚杂志稳定繁荣，作为杂志界的新贵一时风光无限，它教导女性们如何打扮自己，以觅得如意郎君，免唱单身情歌。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它引导人们如何发家制富，如何帮助孩子考入名牌大学，出人头地。一切以成功和优越作诱饵，而一切也以成功和优越而展开。但是，在这样的极化社会当中，两个阶层之间却缺乏弹性，人们担心一旦进入贫民阶层，就难有翻身之日。所以，贫者想致富，富者想愈富，但社会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有关研究表明，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收入极化和职业极化同时并存，也就是说，发展机会和社会资源都在向少数人集中。

　　社会极化不仅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收入差距，它还影响着人们的深层心理，使占社会多数的群众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发展前景态度悲观，又对现存秩序情绪不满。目前，我国有近千万的城市贫困人口。这些几乎失去经济来源的居民常常是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甚至居住无所的“三无人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明心情沉重地说，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相当艰难，营养水平较低，穿戴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有的甚至无力支付电费，晚上不敢开灯。困难职工反映，他们最怕的是过“三关”，即生病关，子女辍学关和年节关。这种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的碰撞难免要导致社会失范。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社会失范是人们的社会预期与满足这种预期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函数，也就是说，当社会供给难以满足社会预期时，社会结构出现张力，人们将表现紧张和失范。

　　对社会的极化结构，我们要么冷眼旁观，置之不理，任其泛滥；要么采取积极措施，加以纠偏，促进社会和谐。显然，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时期，我们不能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动发挥作用，而对社会的一些非常态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并行发展，相互助长，协调并进的同时，也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冲突。比如，由于社会分配不公，一些人以权谋私、钱权交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政府行为有失公允，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究其原因，社会极化被认为是经济再结构化的产物，这种再结构化体现在职工的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职业极化和收入不平等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同时也被解释为是公共政策支持赤裸裸的市场秩序的产物，这些秩序不能反映城市贫民权利要求，也不能提供他们以发展机会。此外，人们一般将贫困原因归结为收入分配不公、保障制度残缺、失业人口剧增、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社会权利不公正等。但是，不管如何，我国当前治理城市贫困的重点仅局限于解决贫民的物质不足以及兼顾贫民的能力不足，这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稳定社会发展，创建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极化的程度与群体文化差异、不平等程度、人们的独立能力等相关联，也与社会失范和社会冲突相关联。社会差异越大，极化程度越高，社会示范和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