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乳交融：满族与北京

清朝在北京(其正式名称也是“京师”)建都近三个世纪，其问，这里成了满洲民族(后简称满族)首要的聚居地。

　　

　　满族与北京城的区划

　　

　　为了进取中原，满族统治者曾将东北地区的八旗人口倾巢驱使进关。为巩固大一统的清帝国，京师被辟为满族的大本营，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之策。大致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住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百姓，破迁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当代之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严整的布局，至清中叶才略微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人购物，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看戏娱乐的瘾，他们须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的，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在清代，“民人”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有些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挟迫，部分贫苦旗人典出了城里的居舍，离开起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可资容身处所搬迁。虽然有了此类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亡之际无大变化。

　　遍布全国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师“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外地，遗骸须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对应的，正如雍正皇帝所说过的那样：“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一代代的旗族人们，将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的观念在他们中间根深蒂固。历经了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京旗满族有浓重的恋京情结，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八旗族众既然已将自己与北京城融为一体，他们在变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就以本民族的现时文化风尚，充分濡染和变通着京师文化。在这个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城的地域文化，切实承受到了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深刻影响。

　　

　　满族与“京味儿语言”

　　

　　20世纪的后半期，世间开始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称为“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方位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中间，最具文化播散力、最教八方人们为之着迷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丰富厚实，谈吐间魅力无限，时常能给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

　　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人们发现，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这显然与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七百余年，直接相关。在这七百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经在此建立过共计四百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皇朝。在这四百多年间，女真语和满语必然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密切的碰撞与会融。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属统治者，但在人口比例以及民族文化势能上却不占优势，故而其民族语言后来要为汉语替代是必然的。不过，这种大势上的必然却未让北京地区原有的汉语方言全面地称雄奏凯，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淡出于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

　　即以清代的满汉语言彼此互动而言，满语远非一味地只取被动守势，它不仅使汉语北京话收入了一系列的满语词汇，更让北京话平添了显见的口语轻重音读音新标准，以及大量“儿化”词的尾音处理新规律。这种具各了“轻音”与“儿化”的新特征，并且收入了一定量满语词汇的北京话，便是经过原本操满语的满族人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话的文化结晶——“汉语京腔”。“京腔的真正形成是在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满蒙汉八旗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说，对京腔形成贡献最大的是清朝各级满族统治者和宗室、贵族；从语言内部的接触规律看，满语极大地丰富了京腔的言语库。可以这样说，没有满语底层的影响，今天的这种京腔是不会出现的。”

　　

　　满族与北京城的文化习俗

　　

　　讲求礼仪，注重礼貌，是外民族对满人印象深刻、几成公议的看法。亲宗族而重血亲，崇敬先人、尊重长辈、友爱亲朋，是该民族在早期信奉萨满教的岁月里便形成了的观念形态，世代根深蒂固。他们把这种观念兑现为日常的礼节习惯，逢年过节的祭祖、每日不辍的向长辈及同辈问安，均是发自内心的人生功课。“旗人家庭之礼最严，老幼皆无敢少失，其周旋应对，莫不从容中节，盖自幼习之。”满人家庭都极为好客，即便是路人来访也会倾其所有待客，客人离去时不必留下报酬。清代旗族将这类礼俗带入京城，到了清末以及民国时代，城中与满人相处较久的汉族家庭有些也都习惯于“满汉两礼”了。满族人注重礼貌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在生活中“最忌讳随便骂街”，据京城老年人讲，传统的旗人顶不习惯张口就骂人，他们之间产生了龃龉，有的竟只能以当面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满人的这种习性，后来也曾长久地被“首善之区”北京的大多数市民所认同、恪守，他们极厌恶“脏口”，无论男女老少，张嘴就骂人都最为人们所不齿。

　　体现着满族生活习俗的服饰文化，也给了旧日京城其他民族以影响。旗人的袍服——旗袍，很快就被汉族等民族的女性所喜爱，并通过京师传到南北各地，再通过中国侨民传播到西欧北美，成了日后女性们世界性的高雅时装样式，已经是人们时常提及的显例。其实，为目下全国各处重新穿起来的“唐装”，亦为清代满族服装样式，只是后来通过西洋的“唐人街”展示出去了，才被误称为唐装。另外，还有现在人们习惯穿的“坎肩儿”，也叫“马甲”，本是八旗兵中“马队甲兵”时常身着的无袖外套。

　　满族在饮食文化上对北京的奉献也不少。满族先民长期从事渔猎生产，养就了喜食野味儿的传统；他们也喜爱甜食和黏食，因为这类食品在劳累寒冷之际十分经饿。满族还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猪的民族之一，对这个长期生存在高寒地带的民族来说，嗜好高热量、厚油脂的肉食曾是他们的饮食特点，也为该民族擅长烤制猪肉等肉食打下了基础。从满族入关之前到有清一代，满族固有的烧、烤、煮、涮等烹饪方式，与中原传统的煎、炒、炸、熘等烹饪方式，互相借鉴和融汇，终于登峰造极，推出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成就——满汉全席。

　　昔日满族下层的日常餐饮以面食为主，故面食花样繁多。佐餐的菜肴中最喜好的是汆白肉、煮血肠、炖酸菜、什锦火锅和黄酱等等。说到小吃，人们会先想起“萨其玛”，它是一种典型的满洲饽饽，至今仍然堪称风靡全国的“京味儿”糕点之一。此外，豌豆黄、豆面糕(“驴打滚儿”)、炒肝儿、灌肠、油炒面、麻豆腐、豆汁儿、“温朴”(炒红果)等小吃或蜜饯食品，也都一直受着京城百姓的钟爱。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