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江南

1937年的中国政局波谲云诡。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国民政府组织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为围攻南京，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兵分两路：一路沿沪宁线于11月中旬相继占领嘉定﹑常熟﹑苏州等地，下旬占领无锡﹑常州，12月2日攻占江阴要塞；一路沿沪杭线于11月19日占领嘉兴，后迂回至太湖南岸，相继占领吴兴（今湖州市）﹑宜兴﹑溧阳、高淳等地。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12月24日，杭州沦陷，拱卫京沪的富庶江南，尽丧日军铁蹄之下。

　　置民罔顾的庸官奸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中下层官员弃民而逃。不少地方大员只是风闻日军将至，便早已收拾行囊匆忙遁逸，日军在江南一带势如破竹。1937年12月，日军发动南京攻势。金坛县国民党部官员贪生怕死，作鸟兽散，县机关顿时呈无政府状态。攻占六合县城时，城内竟无一人，百姓逸散他处。常州某区公所接到江苏省政府诰令，需待百姓转移后方之后，方可鱼贯撤退，然而在日军悍然攻城前，区公所仅剩两人。相较置民罔顾的庸官，愚民欺民的恶官更令人发指。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委派袁右任坐镇江阴要塞，誓死抵抗日军，百姓深信不疑，没有做好撤离准备。谁料想，12月2日，日军溯江而上突袭黄山炮台，封锁过江船只，顷刻间江阴县城惨遭日舰重炮轰击，百姓死伤惨重。袁右任眼见日军炮火已至县前街，仍不许民众后撤，以致城内百姓顷刻成为炮灰。在常熟县，日军用重炮攻城，县长陈复非但没有组织民众疏散，反而贴出安民告示，要求民众就地待援，常熟百姓因来不及撤离，惨遭日军凌辱。在

　　常州春江镇，沿江船只被政府及军队强征，百姓难以逾越长江。从上海、苏州方向逃出的官老爷此时还讲究排场，将自己所用的汽车特地运抵常州，再转运至武汉，时文抨击“退出时之交通工具，不能因官方有权力，即为官方所占有，同时也要顾及到民众，尽一点心”。

　　在江南的农村中，不少国民党军队以支援前方抗战为名，趁机强征百姓稻米，百姓匮藏的口粮很快被劫掠一空。日军占领江南后直接强夺口粮，不少百姓还惨遭窜匪洗劫。稍有财赀的市民去米店购粮，却眼见一日一价，米价腾贵，漠然叹息。以浙江富阳为例，富阳地处富春江中下游，是扼守杭州的咽喉要道，1937年以来成为日军与国军角逐的战略要地。富阳山多人稠，1932年人均耕地面积仅1.9亩，受高旱低涝自然环境影响，粮食产量较低且不稳定，无法自给，需从外埠购粮调剂余缺。1938年，日军占领富阳后，农民外逃，大片农田荒芜，造成富阳粮食产量大幅锐减，口粮奇缺。本县一些粮商瞅准敛财时机，暗中从桐庐、兰溪、金华、衢州等地购粮至富阳出售。一时间，富阳县政府所在的场口镇俨然已成为粮米集散市场，光米店就有20余家。不少奸商与恶霸沆瀣一气，囤积居奇，竞相抬价，粮价一日暴涨数次，民怨载道。

　　在江南的城市中，日军推行殖民地金融体系。日军凭借特权开办日商银行，还扶植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江浙沪地区设立支行与办事处，垄断金融行业。江南沦陷后，日军在沪宁杭等地强制推行无法流通的军用票，直接牟取暴利。伪政权经济部则依靠储备银行，大肆发售储备券，起先按照2：1的比例兑换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后改为1040元法币兑换77元中储券，最后降至10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中储券。他们将收兑的法币在国统区乃至港澳等地套购军需物资。

　　汪伪政权为加强经济控制，将诸类民用日常百货列为专卖品或特卖品，既严格控制销售数量，又特许在政府专营或日商店铺发售。所售商品不仅价格昂贵、数量奇缺，而且多为劣质品。江南百姓出于生计所需，暗中交合走私，俗称“跑单帮”，当时可谓全民皆商。不仅有商人、市民、伪政权的政府官员，而且有妓女、胆大的农民，甚至斗字不识的妇孺也纷纷加入走私行列。这些走私队伍冲过一层又一层的哨所，冒着生命危险，或行走于繁华都市，或行走于山间僻野，他们行踪低调，多则上百人，少则一两人，极为隐蔽，获利却颇为可观，使得黑市交易日臻繁荣。

　　奴化统治下的江南民众

　　突遇兵燹，江南民众的生活步履维艰且性命垂危。为肆泄兽欲，日军在江南搜捕良家妇女，广设慰安所，以供军士享乐。日军所设慰安所，在各地名目不一，诸如“皇军俱乐部”“行乐所”“安乐所”等。1938年2月27日在《大公报》上刊载了一则《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的报道，详细记述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日军抵达上海虹口后，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的某银行旧址内设有行乐所。“迨入所内，毛骨悚然，哀嚎惨兮。各屋内俱有木板相隔，宛若一独立小间，每间内置极暖水汀。在最低一层，私藏有日军在苏州、无锡、昆山及浦东各地所掳良家妇女，皆十七八岁至三十岁者不等，约数百人，均一丝不挂，噤若寒蝉，相拥而泣。日兵川流不息其间，如择商品，随意满足其兽欲。倘有女子不从者，即遭皮鞭。被掳女子入所后，大多自愿绝食，不数日毙命，然隔日即有新掳者填补。”据南京战犯审判会供称，自1938年1月始，日军特务部即命上海陆军兵站医院军医麻生彻男等人，不定期对慰安妇实行体格检查，患病者不计其数。日军还刊布《陆军娱乐所守则》，对入场细则、征收费用及禁止未用避孕套性交等一一俱陈。

　　日军将慰安妇视同军粮一般重要的“军事物资”。日军上门抢掠，使得妇女不敢在城内逗留，或假扮男士，或藏匿家中，或逃亡乡野。为填补慰安妇，日伪特务驾车在城内繁华处伺机猎取，见有顾客上车，飞驰至僻野，将男子或抛下或暗杀，女客便从此销声匿迹。苏州城陷后，有2000多名妇女被掳，无锡有3000多人，杭州

　　一带则多达两万余人。这些妇女被分为上中下三等，被掳后当众剥光，在肩上刺以号码，以防逃逸。据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纪略》所载，日军威逼苏州维持会的汉奸四处搜罗妇女，丧心病狂的汉奸奔走数日，网罗两百余良家妇女，集中羁押在一庙内，整日衣不遮体，任凭日军蹂躏，不少妇女蒙羞自杀。在日军的恫吓下，自杀者非未减少，反而俱增。这使得日军颇为烦厌，于是将一息仅存的可怜妇女，齐数押往虎丘山旁，用机枪一并扫射。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办学机关极力推行“日中亲善”“反共防共”等奴化思想。伪浙江省教育厅颁发公告，要求在校学生必须谨记“三义”，即信赖政府、日中提携、协力防共为一切教育之基本精神。教育厅还积极组织课程改革，将日语列为必修课程，开设训练武士道的“青训课”，禁止在学校悬挂中国地图，禁止使用“中华”等字样物品。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门缩短高等教育学制，对开设的文科类、思想类课程进行严苛审查；力促兴办职业教育，以满足战争亟需的技工人才。

　　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

　　交战双方禁邮禁汇实属常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双方虽处战争状态，国统区与沦陷区却始终保持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当时，中华邮政是国民政府经营的邮政机构，其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囿于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日军设在大连邮局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客邮”照章仍可同江南各地通邮，从欧洲各国寄来的邮件也继续经由西伯利亚和东北传递，但药品、硫磺、政治读物等属“违禁品”，严禁邮递。

　　为了维持沦陷区内的通邮，中华邮政委派外籍雇员负责营运，甚至赋予其更大权力，冀望利用他们的外籍身份与日伪打交道。沦陷区内的邮政局，遵照尽力维持的方针，只要日伪尚未公开干涉，不贴用日伪邮票，就不撤退邮局，依旧与大后方保持通邮。日伪政权一面碍于《万国邮政公约》，不便强制取缔；一面出动特务肆意寻衅，或捏造借口随意查扣信件。“八一三”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委任法国人乍配林为沪苏浙皖邮政联区总视察及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总务、业务、财务三科。“八一三”事变后，中华邮政遵照《淞沪停战协定》，委任日籍金指谨一郎担任业务科长兼副邮务长。此时，江南沦陷区邮政尚未被日人所掌控，与大后方照常通邮，国际邮件照例从上海进出口。汪伪政权曾数度要求接管邮政，均遭日本当局否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汪伪政权专设邮政总局，并采取恫吓手段，逐步褫夺中华邮政在江南的营运权。迁播大后方的国民政府交通部，一面依据《万国邮政公约》，对日方的无理行径提出抗议；一面对已经或将要沦陷地区的邮政，采取“如遇地方情形紧急，非至当地机关及民众确已转移，邮局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以便民众”。邮政总局副局长徐昌成在给战时军事委员会的《续陈失陷区复邮之利弊得失》中认为：“若想安定沦陷区民众生活和抗战信念，务必维持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倘若中华邮政撤出，日伪必然兴办他们的邮政。与其他办，不如我办。”交通部长张公权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亦主张“邮政之原有系统依然保持，前后方之通信联络益臻便利”，蒋介石欣然应允。在此背景下，江南民众尚可与国统区通邮通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邮政在江南沦陷区的业务难以为继且亏损巨大。汪伪政权以财政紧张为由，肆意克扣邮政补贴，中华邮政只得维继上海办事处。缘于汪伪政权对江南邮区业务的步步紧逼，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调整邮路，尽量保持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内通邮，保持国际邮件的进出口交换。大后方与江南沦陷区的邮件业务，由香港和上海及敌我交错区内较小通道辗转交换。南方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上海直达香港、澳门的通路被迫中断。1943年3月，上海与重庆间的公开邮政业务被断绝，汪伪政权彻底接收了江南邮区业务，这一离奇的通邮通汇现象遂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