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不为人熟知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在民国政坛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曾两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做过国民政府副主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铁道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要职，这在国府高官中无出其右。但囿于多种原因，人们对孙科知之甚少。孙科的革新思想值得一表，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也值得褒扬，他与时代不相合拍之举又让人另眼相看。本文摘其人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段，以飨读者。

　　推动广州城市现代化

　　1921～1925年间，孙科曾三度出任广州市市长。作为热心推动城市发展的市政专家，他在广州主持实施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市政改革，推动了广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对民国时期的城市组织管理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城市现代化史上据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1920年底，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着力整顿地方事务，对广州建设极为重视，力图把羊城变为当时中国南部最进步的都市，为此他提出有关动议。留美归来的孙科，仅一夜时间就撰写出《广州市暂行条约》草案，以全新的内容一改时人对市政的观念，它扩大了市府的职权，在市长之下设立公安、卫生、公用、工务、教育和财政六局，其中“公安”“公用”等名词实为孙科首创。次年，孙科出任广州市首任市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市政建设上，包括街道拓宽、排污系统、建设公园、环境卫生等，使之旧貌换新颜。黄炎培先生去广州游览后曾说：“广州市街道之清洁，为其往日所见于国内各地者，实罕其匹。”此外，卫生局对公共卫生也相当关注，展开灭蝇灭鼠运动，希望借此消灭传染病，同时制定一套新的卫生条例来管理餐馆、旅馆、戏院、公共场所、公共建筑等，这不仅加强了对特种行业的管理，也对保障公共健康大有裨益。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改革，就是医生、护士和牛奶坊、茶室、戏院等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从业执照，凭证上岗，同时严禁赌博、吸食鸦片，凡违者均严罚。

　　孙科对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极为重视：一方面保证学龄儿童就学，同时选派师范生任巡回教员，指导私塾改良；另一方面在社会教育方面，宣布国民教育要强迫施行，设立职业训练学校、成人教育学校、商业学校、妇女裁缝学校、师范学校和工人学校，通过训练使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自谋生路。为了扫除文盲，教育局设置了一所进修学校，使商店店员、家庭妇女有机会利用工余时间学习，并利用公共图书馆和“市民大学”释难解惑，此举在中国社教范围中创立了新风。此外，教育局还定期举办展览会、通俗讲演，向市民传授知识。

　　出任广州市市长是孙科在政坛的首秀。广州这一南方的古老城市在实施市政改革和城市建设中，面貌焕然一新。广州的市政改革模式赢得了广泛

　　赞誉，有人称之为“办理数年，成绩斐然，一时推为全国的模范市，实为吾国举办市政以来第一次的成功”。孙科以现代化的理念完成了中国城市走向现代化初始的创举，并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和榜样，具有开山拓荒之功。

　　主持制定宪法

　　孙科对民国政府最突出的影响和成绩莫过于他执掌国民政府立法院时所做的大量工作，其中尤以宪法的制订最为费力，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1933年1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就职伊始，即罗致法学家40人，随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制订宪法。翌年2月，宪草初成，起草委员会解散。经审查委员开会9次，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印行并送达各方征求意见。历时三载，七易其稿，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终于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习称“五五宪草”。从宪法草拟到宪法出台，孙科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宪法起草的有关问题，对于宪法的体制、章节乃至条款的制订无不悉心推敲，同时又广泛征求国内外人士的意见，妥为斟酌。他还发表大量言论，说明实施宪政的意义与国民对此应有的认识，为促成宪政做舆论宣传。他认为制订宪法是“救亡图存的必要工作”，“没有宪法，国家即不能长治久安”，但他也深知，“宪政的实施，其艰巨尤较军政、训政为甚”。

　　孙科认为，只有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才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其要点是主权在民，权能分立，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政权与治权相辅相成，才是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孙科主观上是希望通过制宪确立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企图以分权制取代集权制，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防止个人权力过度集中，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但是，在宪法草案初稿完成公布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于是在统治集团权势的一再施压下，只好又逐条修改。整个宪法的制订过程十分繁缛且费尽周折，经过多次修改之后，孙科的初衷在宪法中已不复存在，反倒更加突出了总统权力。

　　“五五宪草”是孙科就任立法院院长后所做的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而制订的，就其本身内容而论，它比辛亥革命后任何一部约法都有意义。

　　抗战中的努力

　　日军侵华以来，孙科一方面积极参与抗战，另一方面亦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谋划。

　　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孙科，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言论，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主张。他认为要复兴整个国家，就不能不从改进农民生活这一关键问题着手，故积极筹划救济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

　　关于东北善后和重建的问题，孙科很早就予以关注。对于未来克复东北之善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彻底清除日本殖民者在东北遗留下来的政治机构、敌伪组织、文化教育、公私财产等各种影响，他从9个方面加以阐述，细致、周全而可行。对于战后新东北经济建设问题，他也提出卓有见地的建议。

　　孙科利用其身份，或提案、或讲演、或撰文，积极投身到大后方民主运动之中，对促成国民党抗战和全民御敌起到实效。他一方面与民主人士多有来往，另一方面又言辞犀利地要求当局开放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赞成组织联合政府参政，其政治态度表现出十足的开明与进步，被誉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孙科为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促成了中苏复交和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抗战期间，孙科不仅作为蒋介石的特使直接参与对苏外交，先后3次出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2.5亿美元的贷款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缔结了中苏商约；还间接从事中苏间的交流活动，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为维护战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有极大的帮助，成为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在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他在报刊上公开赞扬中共对团

　　结抗战的贡献，指出保持团结统一、实现民主宪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而“首先促成这个统一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反共”“防共”心理，提出对中共问题不能反潮流，要允许中共合法存在。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是较为坚决的抗战派、亲苏派、和共派，在推动团结抗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度执掌行政院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改组国民政府等要案，孙科首次出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上台伊始，孙科踌躇满志，他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是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大有壮士断腕之气概。孙科想大干一场，但随之而来的派系斗争使他大彻大悟——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从他上台之初，就遭到了国民党两大巨头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联合钳制。对此，孙科非常愤怒，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政院并不完全等同外国之责任内阁，因为它不能单独决定大政方针，必须中政会议定之后，才可去执行。”针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老”以各种理由借故不入京，孙科坦承“行政上的责任虽由行政院长来负”，但“目前的关键就是政治会议的首脑”。言外之意，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只是徒有虚名。

　　此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希望国联主持公道，制止日本侵略”。在全国人民要求全力抵抗、对日作战的呼声面前，孙科努力想改变这一依赖国联的政策，推行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宣战政策。然而，孙科根本无权单独行事，只能“候政治会议有所决议，然后才能依照决议去执行”。不惟如此，上一届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离职前，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在财政上大做“手脚”，结果，新任财长黄汉梁接手时，国库不仅分文没有，还拖欠银行巨额债务，使中央财政空空如也，连正常的运转都难以维系，何以谈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孙科试图通过一系列举措来维持其政府的存在，但怎奈势单力薄，不仅难以实现他独自掌权的雄心壮志，连政府最基本的政令也都无法开展，他尝到了有职无权无钱的滋味，在万般无奈之下，其在任仅仅25天就被迫提出辞职，“责任内阁”成了一个短命内阁。

　　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连遭败绩，蒋介石已回天乏术，江南大有朝不保夕之势。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一筹莫展，其内阁也于11月倒台。蒋介石随即找到孙科，让他出面组阁。相传，当局曾会商许多人继任，无奈大势已去，谁都不愿意“跳火坑”。孙科知道此举将是代人受过，绝无好下场，但他被逼无奈，只有硬着头皮被再次推到前台。12月23日，孙科再度出任行政院院长，期望通过和、战两手来挽回颓势。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一职。随后，孙科擅自将行政院搬到广州，与李宗仁唱对台戏，声称对政府的过去应重新检讨。2月14日，李宗仁下令行政院回京，孙科一再表示拒绝。20日，李宗仁突飞广州，仅两天就瓦解了孙科的势力，粤籍大员纷纷附李，要求孙科返京。不得已，孙科于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在任不到3个月便挂冠而去。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绝大部分党国高官选择同行，可孙科却背离蒋介石远赴海外，此举震动颇大。之后在美国的10多年里，孙科基本不过问政治，他远离城市，深居简出，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可谁也不曾料到，本以为就此安度余生的孙科却在人生的“收关阶段”出现终极逆转，居然重又返台，继续助蒋，并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孙科为何要这样做？究其赴台的真正动机是他与国民党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当初孙科没有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这对他来说，无疑有背叛之嫌，至少也可以说是不忠，这对一个衷心耿耿为国民党效力多年的人来说，其心理压力是巨大而沉重的。尽管时间在流逝，但岁月并未能冲淡他对国民党的那一份情感，这也促使他最终放弃了在美国的平静生活，选择重返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