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的故事

“替罪羊”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汇。这个词的历史从何而来，它反应着一种怎样的社会心理和人类习俗?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替罪羊”的事件屡屡发生，“替罪羊”心态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心态，而是人类非常普遍的心态。

　　那么，汉语中为什么将那个不幸被迫承担责任的人称为“替罪羊”?为什么将这种心理和现象命名为“替罪羊文化”?

　　

　　转罪的心理需求

　　

　　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弗雷泽对原始宗教中转罪和转灾(转祸)两种情况都有详细讨论，这里重点谈论转罪问题。转罪心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人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这是转罪习俗诞生的前提。第二个层面，罪的主体不想承担跟自己的罪相对应的责任和惩罚，而必须将责任和惩罚转嫁到他人身上，由他人承担。这样，转罪或者替罪的心理需求就诞生了，相应的文化行为也就出现了。

　　那些急于转罪或者转灾的人们究竟是谁?弗雷泽告诉我们：是公众，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氏族(有时候表现为村庄)的全体民众。虽然一些特殊人物(个人)在特殊的情境中也需要转罪转灾，但就人类的转罪转灾文化及其仪式的起源来说，这是为了把公众从灾厄罪孽中解救出来才诞生的习俗。这个习俗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灵魂奥秘：人类知道自己的存在在生存论意义上具有不可克服的罪，所以必须或定期或随机由他人来承担自己的罪，解除公众的恐惧。这正是典型的原罪意识。

　　为人类承担罪的可以是世间各种东西，比如一棵草，一根树枝，一头羊，一只鸡，一个人，一尊神像等等。替罪物因民族不同或习俗不同而各各相异。印度的巴尔人、马兰人以及克米人在流行霍乱时，常常将一只背着谷子、丁香、铅丹的山羊或水牛赶到村外，不让它回村里来。这只山羊或者水牛很可能在荒野被猛兽吃掉，也可能一直在别的村庄流浪，这样就实现了它为本村公众替罪的功能。1857年，玻利维亚和秘鲁的艾玛拉印第安人遭遇一场瘟疫，他们用一匹黑色的驼马载上病人的衣服，衣服上洒满白兰地，然后把驼马放到丛林里去，希望它能把瘟疫带走。白尼罗河的一个畜牧民族丁卡人，每家都有一头神牛，当受到战争、饥荒或者任何其他大规模灾害时，村里的首领就请某一家交出神牛，作为全村的替罪牛。妇女把神牛赶到河边，让牛渡河而去，给野兽吃掉，全村人因此而受到保护、得到安全。

　　根据人类学家的广泛考察，这种用动物为人类替罪的习俗遍布世界各地。近代以来所调查到的情况不过是远古人类常规常俗的点滴遗存。大量的田野调查案例证实替罪羊文化的遗存至今依然普遍，稍加推测也就可以判断，远古时代这种习俗更加普遍，它作为人类生活的支持体系之一，对于初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今天原始部落的重要性。

　　

　　最早的替罪者——人牺

　　

　　其实对于初民来说，作为替罪羊的最合情合理的事物未必是动物或者植物。中国古代祭礼的发展线索是，越是远古时代，祭品的等级越高：越是趋近所谓文明时代，祭品的等级越低。人牺(肆解与法术性的播撒尸肉)——动物牺牲(荐腥，牲尸解为七)——动物牺牲(荐孰，牲尸解为二十一)——植物祭品(黍稷等农作物)——植物祭品(蔬果等)——烧香磕头(没有祭品)，这样构成一个从高级祭品到低级祭品的“退化”链条。如此推断，在人类以动物作为替罪羊之前，一定还有一段将比动物更为高级的祭品作为替罪者的历史。人类最早用来给自己替罪的，是神和人。当人类用神作为替罪者的时候，替罪的或者是神的偶像，或者是神的人类替身(即作为神的代表的某个人)。

　　“在尼日尔河的奥尼沙城，为了消除当地的罪过，过去每年总是献出两个活人来祭祀。”这两个人牺是大家出钱购买的。凡在过去一年中犯过纵火、盗窃、奸淫、巫蛊等大罪的人都要捐献28恩古卡，即两英镑多一点。把收集起来的这些钱拿到本国内地购置两个有病的人来献祭，一个承担陆地上的罪行，另一个承担水上的罪行。由一个从附近镇上雇来的人将他们处死。1858年2月17日，泰勒牧师见到过一个这样的人牺献祭。受难者是一位妇女，大约19～20岁的年纪。人们让她脸朝地面躺着活活地从王宫一直拖到河边，有两英里的距离，跟在她后面的人群喊道：邪恶!邪恶!据说这类习俗至今(20世纪初)仍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的许多部落中秘密流行，他们对英国政府的制止不予理睬。

　　当人们跟在人牺后面高喊“邪恶!邪恶!”时，是在将自己的罪通过喊叫传输给人牺，更多的民族是通过对人牺吐口水、触摸、鞭打、踩踏等接触型的方式来传输罪孽。此时没有人对那个人牺的疼痛和灭顶之灾感到同情，大家全都沉浸在为自己攫取安全的亢奋之中。推卸罪责、逃避天谴、摆脱恐惧、攫取安全成为整个集体的公共意志，为了实现这个公共意志，任何不伤及自己安全的行为和措施都是大家一致赞同的。替罪羊正好符合了这样的公众需求，所以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代，创造了繁荣发达的替罪羊文化。这种文化因为过于繁荣而具有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有的民族中持续到了大约公元前10世纪，有的民族甚至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之初(比如上述奥尼沙城)。在这样的替罪仪式之中，没有人对人牺怀有同情、怜悯、良心发现之类的情感，在保护自己的关键时刻，本人的命运和安全足可以压倒整个世界的利益。

　　被选为替罪羊的还可以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从人类早期食用图腾动物和英雄人物的习俗来看，人牺很可能本来就不是以人的身份被献祭的，他原本是作为神的替身而被送上祭坛的。也就是说，在替罪羊文化的源头，最早为人类承担罪责的实际上是神而不是人或者牲畜。一些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人牺已经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神性的人，这些人就是神的替身。

　　东高加索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月神庙里蓄养一批圣奴，其中有许多是神灵附体、代神预言的。这些人之中如果有一个表现了出乎寻常的附灵或疯癫迹象，独自在树林里来回乱跑，大祭司就用圣绳把他捆起来，很优裕地养他一年。一年到期时，便给他涂上药膏，领去献祭。有一个人专杀人牺，他从人群中走出来，将一根神矛刺入人牺体内划破他的心脏，从他倒地的姿势可以得出国家福利好坏的预兆。然后把尸体拿到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往上面站，作为洁身的仪式。这一点表明人们把罪传给了人牺，正如犹太祭司把手放在献祭的动物头上是把人们的罪过传给替罪羊一样，既然认为该人具有灵气，就应该让他把人们的罪恶和不幸带走。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直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时代，仍然处于献祭人牺的时代。在希腊统治的繁华都市马赛，一遇到瘟疫流行就有一个出身穷苦阶层的人自愿来做替罪羊。人们用公费整整养他一年，一年期满就让他穿上圣衣，用神枝装饰起来，领着他走遍全城，同时高声祷告让人们的全部灾害都落在他一个人头上，然后把他扔出城外，或在城墙外人们用石头将他砸死。雅典人经常豢养一批堕落无用的人，’当城市遭到瘟疫、旱灾或者饥荒这一类灾难时，就把这些堕落的人拿出两个来献祭，一个为男人献祭，另一个为女人献祭。色雷斯的阿卜德拉城每年大规模地清城一次，并专门选出一个市民用石头把他砸死作为替罪羊，或代替其他人作出生命奉献。在砸死他的6天以前先除去他的市民资格，以便让他一人担负全市民众的罪孽。

　　

　　替罪“羊”的诞生

　　

　　进入人文文化时代以后人类社会使用人牺越来越少，使用动物献祭越来越多，真正的替罪羊文化于是成熟起来。替罪羊文化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地区是环地中海地区，作为诞生于这个地区的文化圣典《圣经》，对于替罪羊文化现象的记载极为丰富详尽。“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旧约全书·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十六章说，耶和华让亚伦奉献祭牲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把两只羊带到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阉，一阉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其中归与耶和华的那只羊当时杀祭，归与阿撒泻勒的那只羊则驱赶到旷野之中。这部经典文献的记载跟近代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完全吻合。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人类在1万年前刚刚学会驯养动物时，地中海东部地区(所谓近东)族群主要驯养马和羊，黄河流域民族主要驯养鸡和鸭，长江流域居民主要驯养猪，非洲人群主要驯养牛和骆驼。环地中海地区进行献祭赎罪仪式时，所用的祭牲自然是以羊为主，这种文化于是就被学者命名为“替罪羊文化”。中国学术界通过翻译自然而然地沿袭了这个命名，所以，不管中国历史上实际的祭牲主要是什么动物，我们统统都用“替罪羊”这个词来命名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宗教习俗，同时在比喻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语来命名替罪羊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异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延伸现象。

　　如果我们想到这样残酷的习俗就发生在2000年前人文鼎盛的希腊，发生在被西方人奉作人类文明起源地的地中海地区，如果我们想到作为西方文化源头巨人之一的普鲁塔克竟然在公元1世纪还亲自主持过这种杀人牺献祭替罪的仪式，我们不得不感叹，这种以人牺作为替罪羊的所谓替罪羊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100年前的非洲村庄，还常常有人作为替罪羊为村庄的安全献出自己的生命。人类习俗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它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巨大，如此势不可挡。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替罪羊文化，当然会觉得这是十分残酷的犯罪行为。但是，当人群处于替罪羊文化氛围之中的时候，没有人认为这是残酷的。无论是人牺本人，还是享受人牺所带来的安全感的公众，都在参与着这种语境和氛围的创造。被选作替罪羊的人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会对这种文化习俗本身提出质疑。自愿的人牺多半会怀有一种为公众福祉英勇献身的崇高感，被迫的人牺至多也只是因为被选上的不是别人而恰是自己而自认倒霉。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