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年11月21日迁抵重庆，从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形成，成为民国政府统治的中心。1946年5月5日，民国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凯旋南京”，大后方时代随之谢幕。大后方的生活铭刻了深深的战争烙印，记录了那段久逝的岁月。

　　战争阴霾下的艰辛生活

　　大后方虽无正面战场的血腥与惨烈，但始终笼罩于战争阴霾中。旷日持久的战争加剧了人口的内迁，诸如住房紧俏、交通拥挤、物价飞涨、日用品匮乏等现象显著。避战的灾民如潮水般涌入，山城顷刻热闹非凡。东南沿海的富商贵胄将欧陆的时尚气息带入重庆，使山城焕发异彩。即便终日笼罩于战争阴霾中，大后方的市民依旧泡茶馆、郊外出游、观影剧、看书报，过着闲适生活。

　　国民政府迁抵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边陲聚集了四方难民，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区域。每当日机临空侦查目标或高空轰炸时，市区刺耳的警报声随之拉响，市民们纷纷避走他处，由此形成了大后方独特的“跑警报”生活。据重庆战时资料所载，警报拉响后，市民们不得不中止日常的工作或学习，四处逃逸，“或乘轮渡木船，过南岸上山躲避，或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躲避；路上出口，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阔老的小轿车和客车、人力车挤在一块各奔东西，顿时车水马龙，人喊马叫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甚至要跑两三次警报，市民渐渐习以为常。

　　防空洞是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防空洞内的陈设也是天壤有别。政府高官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普通百姓的防空洞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据亲身经历的老人回忆：“进入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踩踏在别人身上，两旁的人互相推搡，最后跌坐在人堆中，此番滋味可想而知。1小时后，洞内早已充满浑浊空气，

　　我奋力迈向洞口，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过来。”即便如此，沆瀣浑浊的防空洞依旧不能满足市民亟需，经常人满为患。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在半夜突袭重庆，市民无法疏散，大量涌入隧道，仅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极度拥挤与缺氧造成了数千市民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重庆市民烙下了永久的伤痛。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1943年就激增至88万多，到1944年猛增至103万。大量的人口涌入本来就地窄山多的重庆，市内的住房拥挤不堪，物资储备日益匮乏，居民生活窘困不堪。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大批民房遭到焚毁。为了解决住房紧张问题，重庆建造了大量的捆绑式简易工棚。这类寮屋简陋阴暗，质量低劣，几乎一推就倒，若遇日机轰炸更是顷刻崩毁，以致流离失所的人们连茅棚都没有，只能以天为盖、以地为庐。

　　物价飞涨是大后方市民的痛处。抗战期间，重庆的物价是一日一价，日增月涨。老舍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回忆道：“从1940年起，四川的东西就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大小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随着香烟而降格。”不少罹灾之民终日饥肠辘辘，民不聊生。迫于生计，灾民创制“八宝粥”维持生命，所谓八宝粥，无非是米糠掺杂稗子、稻壳等杂物，民众生活困宥不堪。

　　困苦生活下的时尚追求

　　战时底层民众的生活困苦潦倒，来自东南沿海的各阶层人群涌至大后方，给沉寂肃穆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重庆市民的衣食住行有所变化。

　　山城的服饰可谓焕然一新。重庆莅居巴蜀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市民遵循陈习，服饰多沿袭清末民初旧装。男士内穿短褂，外罩右襟长衫，下衣长裤，颜色尚蓝、青、灰三色调；未婚女子多蓄长辫，扎红绳；已婚女子则挽发髻，佩耳坠，戴玉镯，遗存有白布包头之风俗。抗战时期，市民服饰悄然革新。高绍聪在《重庆琐记》中描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级之外，均长年赤脚草鞋；有的虽为宾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长衫马褂帽顶，而足下仍穿草鞋。学校学生（小学）赤脚并不伤雅，士兵未见穿袜，女人绝无高跟皮鞋及烫发等恶习，金兰布衫可谓全体一律。迄至战事起后，苏浙人士居多，摹仿时髦者始成为上海化。”外来人口的迁徙，尤其是江浙移民的新潮时尚，给山城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重庆市民莫不效仿。男子渐弃长袍马褂，穿上了时髦的中山装与西服，甚至佩戴礼帽。女性服饰花样繁多，大多着沪式改良旗袍，佩戴戒指，着皮鞋长袜，梳齐耳短发，并抹有口红，涂香脂，烫卷发，各种时髦装扮层出不穷。

　　餐饮业亦日臻盛行。大量外埠人口涌入重庆后，山城茶肆酒楼高朋满座。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对此深有体悟：“渝市大小吃食馆本极多，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客民麋集之后，平津京苏广东菜馆，如春笋怒放，愈觉触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粤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在饮食结构方面，全国各式风味沓至山城，打破了战前单一的饮食结构。普通市民不仅能吃到火锅，也

　　能买到福建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的辣子鸡、北京的烤鸭等风味佳肴。此外，西式的餐馆、咖啡厅也是络绎不绝。抗战初期，重庆的西餐馆只有为数不多的5家而已，到1943年已有30余家。

　　在住房建筑方面，川式民居大抵以土木瓦房结构为主，最富特色的莫过于建在山上的吊脚楼。对于吊脚楼，张恨水先生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描述：“吊楼之形，外看如屋，惟仅半面有基，勉强立平地。其后半栋，则伸诸崖外。崖下立巨竹，依石坡上下，倚斜以为柱。在屋后视之，俨然一楼也。”川式吊脚楼俨然不能满足外埠寓居者的安全与审美需求，各种款式新颖、装潢别样的新楼房层出不穷，使重庆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时人将重庆与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较，赞叹道：“她（重庆）正和香港一样，纤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顶上，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

　　重庆是久负盛名的山城，城区傍山而立、依山而建，地势高低有别，房屋错落有致，交通发展难度颇大。传统的运输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轿子、板车、独轮车、人力车、马车、小木船等，当地人将人力车的车夫、抬轿子的滑竿师傅及拉船的纤夫统称为“棒棒军”，外国记者不太明晓这个称呼，唤其为“Coolie”，类似中文“苦力”的发音。最为艰辛的是沿江纤夫，据时人回忆，1938年他们一家乘坐小木船从宜昌逆水前往重庆，“想要一条小木船逆水而行，通常需要20个纤夫，把几十米长的绳子绑在腰间，个个佝偻着背，缓慢挪动；有时即使一些纤夫累倒在地，船仍在江上纹丝不动”。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山城的街头出现了许多私人小汽车，江上的小火轮鸣笛刺耳，重庆的交通运输较战前有了较大改观。1940年的公共汽车由1933年的1辆增加至99辆，行车线路也由1路增加到3路，却依旧无法满足市民亟需。此外，重庆还开通了缆车线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涌入大后方，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原操西南官话的川渝市民也日渐学起“国语”，掀起了“国语运动”。同时，重庆人们的生活观念为之一变，在一些公共场合，山城妇女与邻里在闲谈之际，很自然的给襁褓中的婴孩喂奶；在公共浴室不设隔间，男女同浴；而蓄养婢女、收养童养媳等陋习也悄然沉寂。在卫生习惯方面，既往不少市民随地吐痰或便溺的陋习也随着文明风尚的宣传与教育而得到了巨大改观。

　　重庆的婚俗在抗战期间发生了变化，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认识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结婚仪式，采用新式婚礼或集体婚礼。从1936年3月～1949年9月，重庆市共举办过50多次集体婚礼。起初，市民对此采取观望的态度，头两届只有9对或5对新人参加，可到1949年元旦，共有91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为了丰富市民生活，重庆北碚民众会场经常举办周末演出会，时常在戏剧高潮时插入一段结婚典礼，使整个戏剧舞台瞬间变成结婚会场，这种节俭且颇为热闹的婚庆方式深受当地市民欢迎。既往囿于陈俗所限，人们羞于离婚，抗战后，缘于战争的影响，夫妻双方劳燕分飞、分居两地，许多眷侣不得不选择离婚。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广告版上就曾刊载过一则离婚启示，两人因长期异地分居公开协议离婚，毫不避讳，市民观念日渐趋新。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