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与战争

丹巴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东部，东与阿坝州小金县接壤，东南和南部与康定县交界，西与道孚县毗邻，北和东北面与阿坝州金川县相连。丹巴素有“千碉之国”的美称，全县现存古碉数量种类之多、建筑之奇，堪称全国之最，世界罕见。碉楼主要集中在河谷两岸，尤以梭坡、中路、蒲角顶3处的古石碉楼群最为稠密壮观，古碉保存完整，并与村寨民居相容一地。

　　

　　　碉楼与战争密切相关

　　

　　碉楼远在汉代就开始在羌族地区发展盛行，至迟为清朝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时所建。在南北朝时期，丹巴就已经碉楼林立，到五代以后，碉楼建筑技术就已经成熟。丹巴碉楼现有260座，据说全盛时有近万座之多，这没有大量的人力、财力是无法完成的。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考证，羌人祖先在甘肃、青海一带。羌人好集结而居，数家连为一片，形成羌寨，每寨必有十数米高的羌式碉楼，既可登临隙望，又可防守御敌，有易守难攻之势。关于碉楼有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大渡河河谷之中有凶猛的妖魔，专门摄取男童的灵魂，为了保佑孩子成长，谁家生了男孩，便要修筑高碉，以御妖魔。孩子每长1岁，高碉就要加修1层，而且要打炼1坨毛铁。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碉楼修到了18层，毛铁也打炼成了钢刀，此时将钢刀赐予男孩作成人礼物，鼓励他勇敢战斗，克敌降妖。此风延续下来，逐渐形成了“千碉之国”。其实，古时藏民为了保护村寨不受侵犯、对付部落之间的战争才是古碉群形成的真正原因。

　　古碉多以泥土和石块建造而成，原料为乱石，用泥土粘合，不帛线，不绘图，全凭经验，信手砌成，外形美观，墙体坚实。古碉大多与民居寨楼相依相连，也有单独筑立于平地、山谷之中的。古碉的外形一般为高状方柱体，有四角、五角到八角的，少数达十三角。高度一般不低于10米，多在30米左右，高者可达50-60米。其碉楼形状各异，层高6-10层，碉基结实，基宽越高越窄，碉体用片石砌成，砌艺精湛，其壁面能达到光滑平整，不留缝隙，其坚固程度则可在川西这个地震多发区矗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经历数次地震仍然巍然屹立，有的已偏倚却不倒，有的弯曲为弓，自成风景。这种碉楼是丹巴独具特色的建筑，在丹巴全县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河谷两岸。或三五个一群，或独立于山头，碉与碉之间相互呼应，依山成势。集中的地方，目力所及，数十座碉楼连绵起伏，形成蔚为壮观的碉楼群。

　　　丹巴的高碉大概可以分为4种：要隘碉、烽火碉、寨碉、家碉，尤以家碉、寨碉为多，还有用来求福保平安的风水碉，用于避邪祛祟的伏魔碉。修建在屋后的高碉与居住的楼房紧紧相连，属于家用碉。家碉较为矮小，一般用作贮藏室，御防匪盗，遇有战事，亦可防御；寨碉则是保护村寨、部落和地区的战争工具，与城栅的功用相类似，又比城栅更灵活：要隘碉建筑在要隘险道上，有许多则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用于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坚固工事；烽火碉则用于传递战争信息，同时具有其他高碉的作战功能。高碉居高临下，俯视敌人，远则箭射枪击，近则滚木擂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敌人暴露在原野地之上，自己躲在坚碉之中，以逸待劳，以守待攻，伺机而动。

　　　碉楼在历史上确实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丹巴地处大渡河谷，气候温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部落战争和冤家械斗。唐朝反对吐蕃东扩曾经在此发生过战争。西夏王朝败落之后，其中一部顺金川河谷南下丹巴，曾经遭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故而兵败西行。可见碉楼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

　　

　　　大，小金川土司叛变

　　

　　　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土司两次叛乱，朝廷两次用兵，由于土司踞碉固守，“其扼要处必有战碉，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因此清军经历大小战争百余场，耗时长达8年、耗费白银7000万两，方才平定。正是碉楼如此强大的防御能力，令整个清廷一筹莫展。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历来都是少数民族混杂之处，自元朝以来，中原王朝开始授予当地的部族首领土司之职，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职位可以世袭。清朝雍正皇帝曾经试图用汉族的流官代替土司，但没有成功。从1737年起，四川地方官员就曾不断上奏大、小金川之间频繁的内讧，乾隆帝曾告诫地方官员说，只要他们不干扰内地，我们就乐得隔岸观火，这样才能“以夷制夷”。

　　1746年，这是乾隆皇帝即位的第11个年头，在他统治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时清朝已经十几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了。1746年3月，一个叛变的消息传入紫禁城，这虽然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但他并未放在心上。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场火越烧越大，大金川已经将战争的前线推进到了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今康定)仅4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到了这个时候，乾隆帝才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以四川、贵州之兵，进剿大金川。

　　在乾隆帝看来，大小金川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仅七八千人，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张广泗在平定相邻地区的苗民起义中，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干，让他以“治苗之法治蛮”，肯定手到擒来。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乾隆帝是过于乐观了。1746年8月，张广泗在向乾隆皇帝奏陈中称，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而且叛军在险要处皆建一种独特的防御性建筑——碉楼，清军根本无法攻取。

　　

　　　攻碉难于上青天

　　

　　　张广泗提到的碉楼，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其建筑者就是自秦以来就曾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羌人，碉楼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留在这里的鲜明印记。至今，从岷江河谷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直到大渡河上游的丹巴、金川、马尔康等地区，高耸入云的碉楼依然随处可见。这里被史学家视为“民族走廊”，战争无处不在，随时都会发生。因此，碉楼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战争防御体系。

　　　当张广泗率军进入金川地区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样的防御体系：金川境内都是陡峭的山地，叛军在险要之处设置碉楼，碉楼以石头砌成，像一个小号的城堡，形状像佛塔。但正是这种佛塔式的建筑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每个碉楼的四周高下皆有小孔，土司军队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以守代攻，游刃有余。

　　　即使清军能够攻击到碉楼之下，又不得不面临如何进入碉楼的困难，因为碉楼的门、窗都设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而且极其矮小，成年人必须弯腰进入，根本无法展开进攻，却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杀死。

　　　对此，张广泗想尽办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却无一能够奏效。更令张广泗头疼的是，金川土司也极为聪明，每座碉楼的大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根活动的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入侵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门板坚实厚重，有多道带机关的木制门闩，极利于防守。碉楼的窗口内大外小，敌人从外面爬进碉楼时根本无法施展开来和里面的人打斗，而里面的人却能轻易杀死敌人。即使敌人放火烧，只要将最下层楼板的开口盖住，碉楼底部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燃烧的柴草就会由于缺少氧气而产生浓烟，反而呛倒了敌人。

　　所以，清军只能“半月旬日攻一碉，攻一碉难于克一城”，一直到1748年7月，战争仍在持续，清军损失过半，金川平定仍然遥遥无期。张广泗再次上疏朝廷，希望将战事转攻为守，清军同样修筑碉楼以防御金川叛军。乾隆帝思虑良久，认为此策不仅主客倒置，而且兵力财力也不允许，更会留下无穷后患，于是斥责张广泗另谋他策。此时，整个朝廷都对金川碉楼一筹莫展。乾隆帝甚至开始病急乱投医，他听说御史王显绪父子熟悉金川情形，便命王显绪征询其父王柔破金川之策，王柔竟然建议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攻击碉楼，这让乾隆皇帝哭笑不得。

　　万般无奈之下，乾隆帝只能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去寻找经验。他惊喜地发现：“开国之初，我旗人蹑云梯肉搏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数，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于是，他命令工部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山地上修筑了与大小金川相似的3座碉楼。从京城八旗内选拔精锐两千人，成立了香山健锐云梯营，每日进行攻打碉楼的操练。1748年9月，乾隆帝处死办事不力的张广泗，以傅恒为经略大臣，率包括健锐云梯营在内的25000名清军入川平乱。次年年初，金川土司溃败乞降，头顶佛经立誓决不再叛。

　　　为了庆祝胜利，乾隆下旨在香山八旗营房附近修建碉楼，每旗8个，有一个是“活”的，即内部空心，可以登临；其余7个都是“死”的，即内部实心，不能进入，所以，今天在香山一带有“七死八活”之说。再加上原来的3个，这就成了香山67个碉楼的实际来源。如今这些碉楼基本都还存在，但已经残破不堪。

　　　大小金川的战争让乾隆这位“十全武功”的皇帝颜面扫地，同时，耗时长、耗财巨大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清朝的衰败。此次战争之后，碉楼建筑被直接用于中原王朝的防御体系，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用到川甘以制“回乱”。当然，这并不是碉楼第一次在中原王朝还魂。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1920年到四川省的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时，就认为秦代成都所筑张仪楼，唐代边关名将李德裕在各地所修建的筹编楼，以至当时居住在成都平原的汉人为了防止土匪侵袭修建的碉楼；都源自羌人的碉楼。(文章代码：1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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