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扫描与司法证据

指纹、DNA现在已成为鉴证学(鉴证科学、物证技术学)的常规检测手段。尽管测谎仪检测结果现在还不能作为正式的司法证据，但也可以作为法庭审判的一种参考证据。随着科学的发展，又有一些技术手段可能会成为司法的证据，例如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它们可以统称为大脑扫描。

　　

　　大脑扫描的科学原理

　　

　　早在上个世纪，科学研究就发现，血流与血氧的改变(两者合称为血液动力学)与神经元(神经细胞)的活性或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神经元工作(活跃)时会消耗氧气，而氧气要借由神经细胞附近的毛细血管中的红细胞运输。因此，当脑神经工作时，其附近的血流会增加，以补充消耗掉的氧气。从神经活动到引发血液动力学的改变，通常会有1～5秒的延迟，然后在4～5秒达到高峰。这使得神经活动区域的脑血流发生改变，局部血液中的红细胞浓度和大脑血容积都会随之改变。

　　通过对大脑的电子扫描可以发现神经细胞以及供应其氧气的血流量的变化，用以诊断疾病、研究大脑的思维和认知功能。例如，常用的大脑扫描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利用组成人体主要元素的短寿核素如11碳、13氮、15氧、18氟等作为示踪剂，可让计算机断层扫描人体，获得大脑和身体的多层面断层影像，从而从分子水平动态观察药物在人体内的生理、生化变化和人体的生理乃至基因的改变。

　　如果使用同一个图像处理工作站，把PET和CT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两者的图像融合，可以更清楚地观察某种疾病，如肿瘤病灶的病理生理变化和形态结构，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此外，还有一种电子成像是磁共振成像(MRI)，是利用人体组织中某种原子核的核磁共振现象，将所得射频信号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重建出人体某一层面的图像，此种技术也可以用于疾病诊断和科学研究。

　　把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结合起来，就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它是通过检验血流进入脑细胞的磁场变化而实现脑功能成像，能描绘大脑许多部位更精确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大脑受损才会犯罪?

　　

　　现在美国遇到了一起要求对犯人进行大脑扫描以确定其是否有罪的案件。美国一名52岁的罪犯布赖恩·杜根从1983年起犯下了三桩强奸和杀人案，鉴于种种疑团未解，法庭没有对杜根判处死刑，而是判了两次终身监禁。

　　杜根的辩护律师提出，杜根可能有精神疾病。如果能从科学上证明杜根的大脑受损，杜根则有可能被减轻刑罚，甚至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被宣判无罪。于是，律师找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一名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后者同意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研究人员对杜根的大脑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持续了约90分钟，检测项目包括认知功能、注意力和伦理决策测试等。

　　律师和研究人员坚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帮助杜根是有理由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只是大脑扫描的一种，在此之前，美国司法实践中就在采用大脑扫描的证据了。例如，1982年，欣克利刺杀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尔德·里根。在审判中，欣克利的律师要求对欣克利做大脑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CT)，以判断其大脑是否受损。

　　大脑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的结果表明，欣克利的大脑轻微收缩，脑室异常增大。律师据此指出，欣克利有精神缺陷，其犯罪是在病态下发生的。但是，检方的专家证人认为，大脑扫描的结果是正常的。不过，CT扫描的结果影响到了陪审团，当时陪审团认为欣克利精神错乱，认定其无罪。

　　基尔是美国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大脑生理和病理的专家之一。16年来他一直在收集像杜根这类男性的资料，并认为他们的犯罪常常是冲动性的、暴力的，罪犯在回忆自己的犯罪时没有丝毫的悔恨和内疚。因此，这样的罪犯被视为是冷血的，社会也称这样的犯人是冷血犯或冷血症。

　　现有的医学理论认为，精神病人大脑的边缘系统易于显示出明显的缺陷。这个系统是大脑较为广泛的部位，包括梨状皮质、内嗅区、眶回、扣带回、胼胝体下回、海马回、脑岛、杏仁核群、隔区、视前区、下丘脑、海马以及乳头体等。这些区域的主要部分环绕大脑两半球内侧形成一个闭合的环，故此得名。边缘系统对人的记忆和情绪调控有重要的作用。基尔以及其他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大脑的专业人员认为，冷血症主要与杏仁核群的功能障碍有关，因为杏仁核群是掌控情绪的一个脑区。

　　

　　科学结果成为法律证据的准则

　　

　　然而，在美国包括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内的科学检测结果能否成为法律证据是有一定之规的，这就是弗赖标准。弗赖标准始于1923年。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判处一名叫弗赖的人二级谋杀罪，认定弗赖有罪的证据之一是测谎结果。但是，被告和律师提出上诉，认为凭借测谎仪所得的结果不足以证明弗赖有罪。于是，哥伦比亚地区巡回法院在裁决中否定了测谎仪所得出的证据，因为该项技术还没有在相关的科学界得到接受。其后，美国大多数州法院就是否允许采纳新的科学证据都遵循了这一标准。

　　弗赖标准的核心是，一项科学原理或发现是否“普遍接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科学原理或发现所属以及相关的科学界的专门领域；二是判定这一科学领域是否已经接受该技术、原理或发现。而且基本的理论和用于产生结果的程序都必须得到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接受。

　　此外，美国的一些州在采用弗赖标准时还有第三条原则。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需要认定，“证据的提出者必须证明在特定案件中采取了正确的科学程序”。如果程序不科学，即使是DNA证据也会被否定(美国1989年的一个案件就是据此否定了DNA证据)。

　　2009年10月29日，基尔参加了杜根案的“弗赖听证会”，在解释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原理和是否为专业界普遍接受后，杜根案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伯基特允许对杜根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但是不允许让陪审团看到杜根的实际脑扫描图，基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陪审团解释和描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2009年11月5日，基尔向陪审团作了6个小时的解释，主要是他对杜根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的结果，以及对杜根进行3小时精神病学谈话的结论。后者主要是对杜根进行黑尔精神病态量表(PCL)检测，杜根的得分高达38分(满分为40分)。基尔证实杜根的大脑就像他的其他三项研究的对象的大脑一样，在特定区域有活性的降低。在卡通大脑图像上，杜根的杏仁核群的大脑截面图显示，他的大脑活性异常，所以杜根大脑做出的决定就像精神病人一样，是没有理性意义的。

　　但是，检方召集的证人对基尔的证据进行了反驳。纽约大学精神病学家乔纳森·布罗迪指出，首先是时效性存在问题。基尔对杜根的大脑扫描是在杜根杀害尼卡妮柯(杜根杀害的受害人之一)26年后，这就不可能知道杜根杀人后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杜根杀人时的大脑活性与现在的大脑活性并不一致。即使他现在的大脑有病变，也不能说明他杀人时的大脑有病变，也许当时他的大脑是完好的。

　　其次，杜根案存在平均值与个体差异的问题。布罗迪对陪审团举例说，专业篮球运动员大多数很高，但并非每个人都在6英尺以上。从技术角度看，基尔的工作很专业。但是，问题是他是用什么做的测试，这其中就有可怕的漏洞。即使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可靠地诊断精神疾病，但是它也不一定能认定杜根就是在大脑受损时犯下罪行。

　　最后，法律要落实到个人的理性、故意的行为，而非大脑解剖或血流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和精神病学教授史蒂芬·莫斯也认为，大脑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

　　

　　结果和争论

　　

　　陪审团对杜根的判决是在布罗迪作证后4天进行的，这个过程一波三折，结果跌宕起伏。当时，陪审团考虑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有10人同意判处杜根死刑，但有2人选择判处杜根终身监禁。显然，这无法达成一致，因为对罪犯判死刑需要陪审团全体同意。不过，在等待被害人尼卡妮柯的家人到达法庭之时，陪审团的一名成员请求法官给予陪审团更多时间来考虑，法官同意了。

　　陪审团索要了几份证词带回去进行更慎重的考虑，包括基尔的证词的副本。第二天，陪审团的所有12名成员都同意判处杜根死刑。不过，杜根的律师表示会将此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基尔为杜根做大脑扫描获取的科学证据的做法不仅被很多同行视为怪异，而且在神经科学家和律师当中引发了争论。美国佐治亚州的爱默瑞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家海伦·梅伯格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危险的歪曲，很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先例。

　　尽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揭示的是大脑中血流的改变，被认为与大脑活动相吻合，在研究中应用也很普遍，但是大多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是小规模的，难以重复，而且只是在一组人群的大脑比较中有差异，但难以揭示个案的差异。同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现在还较少用于临床诊断。

　　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的解释并不具有唯一性。基尔也承认，当理解抽象词汇时，精神病患者大脑的某些区域比非精神病犯人和正常人的活动性要低。但是，二者之间也有重叠的地方。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支持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作为证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脑行为中心主任鲁宾·格尔认为，大脑扫描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状态的衡量。大脑扫描不会撒谎。如果大脑中有组织缺损，大脑扫描就能揭示出来。

　　格尔认为，对欣克利进行计算机断层x线扫描(CT)的证据被法庭采用说明了这一科学证据的真实和有效。之后，又有更新的大脑扫描技术出现，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但是，现在要用这样的结果来说服陪审团和法官也存在诸多阻力。基尔也认为，他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只是判定某人大脑是否有病的标准之一，还要结合其他诊断手段，如精神病认知测试，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显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是否在将来成为法律上认可的证据，还需要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以及社会是否承认和接受，就像DNA证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