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一花一世界

让我猜一猜，当你看到“博物学”三个字时，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什么：达尔文目光深邃的肖像?法布尔《昆虫记》不同版本的封面?亚里士多德大堆头衔中的一个——“博物学家”?或者是博物馆里丰富而生动的动植物标本?抑或是大脑空白，什么都没想起来(毕竟这个词令人感到生疏)。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博物学”散发着历史的陈旧气味，在“大科学、高技术”的世界潮流下提起“博物学”就像孙女的婚礼上老奶奶提起自己的少女时代，说者和听者都是抚今追昔的感慨。进入20世纪以来，一度引领“科学时尚”的博物学在科学前沿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数理传统学科则一枝独秀，称霸学界。不得不承认，博物学这个曾经缔造出“进化论”的传统学科已经风华不在。但是，在大科学时代，数理传统科学的线性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工业污染，资源的衰竭，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这也让很多敏感的学者开始了对传统博物学的新一轮关照，试图从中获取启迪和智慧，发现人类世界通向幸福的新出路。

　　

　　对大自然的描述

　　

　　与“科学”一词完全来自近代翻译引入不同，“博物”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早在汉代，桓宽所著的《盐铁论·杂论》中就有“博物通士”的提法，宋人欧阳修则认为：“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博物尤难。”现代汉语词典对博物的解释是，“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称”。相应地，博物学家指“对博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

　　以当代学界观点来看，博物学主要指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的一门学科，它包括当今意义上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在西方文化中，与中文“博物学”对应的词是“自然史”(naturalhi story)，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法布尔这些著名的博物学家，英文的头衔就是“naturalist”(直译为“自然学家”)。

　　博物学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述，如果再加上限定语，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宏观层次的、不太深刻但注重实用的描述。最早，西方博物学是一些人文学者描述自然留下来的东西，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写作《八封植物通信》)都是以人文学者的身份为今人所知，但他们“不务正业”的研究成果却为后来自然科学的博物学积淀了肥沃的土壤。

　　在近代博物学的物种分类系统出现之前，万物的分类方式历来是混沌又暧昧不清的。例如，早期植物就是靠一些直观的显著特征，被分成草本、灌木和乔木。1660年，英国人约翰雷(John Ray)通过细致而准确的观察，提出了单双子叶植物之分，并把植物按照花、果、叶等等特征定出了一套分类细则，一些他制定的植物纲目至今仍被使用。在约翰雷于1705年逝世两年之后，也就是1707年，法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布丰和“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瑞典人林奈(Carolus Linnaeus)出生了，在这两位博物学家的推动下，博物学才在18世纪真正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博物学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变化。中国古代没有纯粹的科学，特别是跟儒家和道家想法结合在一起，中国博物学更难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从“科学时尚”到“门庭冷落”

　　

　　博物学成为“科学时尚”是在19世纪，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当时的科学先锋，如今科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传奇人物都是博物学家出身。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生物学或科学界，而是重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观和发展观。

　　到了20世纪，数理传统大行其道。所谓“数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近代的数理传统是由伽利略、牛顿开创的，其特点是强调精确与深入，20世纪初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都几乎源于此，相比之下，博物学宏观层次的观察和收集方法已经显得肤浅、过时而且毫无作为。物理学家卢瑟福曾说：“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要么是集邮。”一样，所谓“集邮”就是暗指博物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些大科学家的眼中，博物学好像“集邮”一样，不需要太高深的功夫，分分类就行了。但博物学家可不这么看，因为历史上也有数理传统输给博物传统的真实案例。比如在确定地球年龄这件事上，博物传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当时数理派的开尔文(Lord Kelvin)从炽热物体冷却速度以及潮汐减速推算地球的年龄，给出了很小的、离谱的数值。1863年开尔文推算地球年龄上限为400百万年，1868年他把这个数字减小到100百万年，最后，1897年他的结论是24百万年!当时地质学、生物学等博物学传统的学者都不相信这个结论，因为他们自己有大量的观察证据证明地球的年龄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地质学家张伯伦就站出来抨击了开尔文的武断。现在我们知道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6亿年，最后证明博物学家的推论是正确的。

　　数理传统与博物传统之间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分子大战”，“战场”就在哈佛大学生物系，它其实是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生物学之间的争论。做分子生物学的人说，都20世纪了，你们还搞那些宏观、简单、集邮式的东西?博物学家也瞧不起对手，说你们只会摆弄试管，分不出“红眼蜻蛉”和“蚁蛄”。辩论在当时难分胜负，但博物学是事实上的输家，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哈佛大学生物系8个教席被分子生物学占了7席，“没有人能怀疑他们的成就是否相当，至少整体而言是如此。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阻止他们继续霸占生物系，甚至最后消灭了生物学中其他重要的学科”。哈佛大学博物学家威尔逊教授虽然对此感到不平，但也必须现实地面对博物学在科学界门庭冷落的局面。

　　

　　博物学：一种精神，一份情怀

　　

　　虽然博物学传统已走向边缘，但若仔细辨察，在20世纪，广义的博物精神仍然在延续，它包括梭罗、利奥波德等人的新潮博物思想，也包括威尔逊、古尔德等人的传统博物思想。以当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哈佛大学的威尔逊教授为例：他以全身心的热情积极面对博物学的现状，以极其优美的文字传播博物精神，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令学界仰慕：他还提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如今己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也写下厚达732页的巨著《蚂蚁》，为当代博物学再添厚重一笔。

　　博物学并不该成为历史的遗迹，已经有很多学者发现了它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博物学是门槛最低的学科，无论你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只要心存一份博物情怀，你都可以参与到博物学实践当中。另外通过了解并实践博物科学，也使大众自然而轻松地学习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有利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博物学无疑将成为大众与科学之间的友好接口。

　　按功利的实用标准，当代博物学是无用的，它不能用于赚钱，不能用于有效地获得超一流的科学发现。但博物学精神却拥有超出时代的深远意义，它让我们重拾对自然的谦卑和敬畏。古老的佛教曾有：“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的真言，这也是博物学展现给现代人的内在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