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始末

外蒙古为清末地名，又称喀尔喀蒙古或漠北蒙古。喀尔喀又作哈尔哈,是蒙古语 Halha的译音，指的是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外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山接新疆，南至瀚海与漠南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领土面积约为161万平方千米。

　　外蒙问题，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的民族问题，也是了解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窗口。

　　

　　外蒙的第一次“独立”与“撤治”

　　

　　外蒙问题的提出，是从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及封建王公“独立”开始的。1911年，中国国内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各行省纷纷“独立”，脱离清廷。当年12月，在沙俄的极力怂恿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驱逐了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此后又派使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沙俄也乐于做此顺水人情，不断供给军火、借款，派出顾问、代表等，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的统治大权。此后数十年间，围绕着外蒙“独立”、“自治”、“撤治”等问题，中俄双方进行了长期的交涉。

　　民国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提出“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并致电蒙古各王公，告诫“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袁世凯组成北京政府后，也多次通电外蒙取消“独立”，并派人到库伦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谈判。外蒙不买账，反而邀请俄国出面干涉，这就为俄国堂而皇之地介入中蒙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原本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中蒙统一纠纷，却发展成了中俄谈判蒙古独立案的问题。

　　为了换取沙俄的扶助与保护，外蒙曾于1912年11月私自与沙俄签订《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并给了沙俄开矿、铁路、经济通商等各种特权。当时的中华民国自是无法忍受，多次提出抗议，但根本起不到效果。国内自身革命形势复杂，根本无法以武力收复外蒙。经过多次谈判，1913年11月中俄发表声明：“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这样，中方虽在名义上保留了对外蒙的“宗主权”，而沙俄却在实际上控制了外蒙。此后多番交涉，几经周折，中俄蒙三方于1915年6月7日在恰克图签订《中俄协约》，提出：“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随即外蒙宣布取消“独立”，而中国则特任陈箓为首任都护使驻扎库伦，行使北京政府对外蒙的宗主权。于是，外蒙古第一次“独立”以“自治”收场。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蒙形势发生了变化。沙俄在外蒙的势力大幅削弱，外蒙“自治”也失去靠山。俄乱渐渐蔓及外蒙，俄国白军谢米诺夫勾结布里雅特，在日本的支持下盘踞大乌里、赤塔一带，企图侵占外蒙，建立包括内、外蒙古、呼伦贝尔、唐努乌梁海等在内的“大蒙古国”。与此同时，苏俄红军也进入外蒙区域。外蒙势力薄弱，不足以与之抗衡，于是邀请北京政府派兵进驻。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以图收复外蒙主权。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11月22日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1915年中俄蒙协定，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且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驻防。外蒙取消自治，还政中华民国，表面上外蒙问题暂告一段落，实际上却暗藏波澜。

　　

　　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

　　

　　好景不长。1921年2月，俄国白党谢米诺夫部将恩琴在日本的支援下攻陷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重登汗位，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7月上旬，蒙古人民革命党与苏俄红军联合击败了恩琴白匪，占领库伦并建立“蒙古独立国”，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此后苏维埃政府与外蒙古互相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并订立所谓友好条约，将外蒙古纳入苏俄掌控之下。

　　外蒙古已还政中华民国，为何又借助苏俄之手“独立”？1919年已呈请取消自治，为何又重提独立？实际上，1919年外蒙提出取消自治之举，与其说是归属认同，不如说是权宜之策。白党方面试图将外蒙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从而不仅对外蒙、对中国，而且对苏俄构成了威胁。苏俄红军方面，也力图剿灭白匪，巩固自己的地位。外蒙古成了苏俄内乱延续的竞技场。在俄白党、红党势力的渗透下，外蒙在夹缝中生存，举步维艰，于是提出还政民国，希望得到中国的保护。恰巧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忙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无暇顾及蒙乱，也无力剿灭俄蒙白匪，所以，外蒙古“独立”的势力乘势抬头。

　　对于外蒙，苏俄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支持外蒙“独立”的方针。1919年8月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其中写道：“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蒙古的全部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人均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苏维埃政府为此向外蒙古人民高声宣布，建议同俄国人民立刻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自由蒙民的代表向红军接洽。”其后，苏俄红军的势力不断渗入外蒙古。192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而革命党的领导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都曾率领代表团赴俄求援。

　　为了得到中国对苏联政权合法性的认可，苏联亟需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外蒙问题成为中苏建交的一个重要障碍。在1922～1924年的谈判中，苏方始终采取回避态度，不提外蒙问题，而中方则以解决外蒙问题，特别是苏联从外蒙撤军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经过磋商协议，最终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表面上看来，协定以中国恢复对蒙主权而告终，但实际上，如何实现这一原则以及如何安排苏联撤军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协定中规定要解决的疆界问题、外蒙问题等“悬案”仍悬而未决。

　　1924年，蒙古活佛圆寂，苏联改组“蒙古独立国”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依照苏联模式塑造外蒙古，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九•一八”事变后，鉴于远东日益紧张的形势，苏联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订立“君子协定”，约定：缔约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时，对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此时，国民党政府希望能收回外蒙古主权，尤其希望苏联政府不要插手外蒙古。但是，苏联不愿放弃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地位。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记者罗伊•霍华德时公开承认，苏联不打算放弃它对外蒙古的控制。11天后，即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侵略。既然外蒙古自称独立，那么，这时的“第三国”显然也包括中国在内。4月7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抗议苏蒙互助议定书违反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破坏中国统一，干涉了中国内政。国民党政府表示：“断难承认该《议定书》。”

　　尽管国民党政府当时无力收回外蒙古主权，但是，当时政府对于苏联干涉外蒙古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统辖的做法极为不满。在中苏关系改善的过程中，外蒙古的谈判举足轻重。

　　

　　蒋介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苏联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所以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定后，苏军并没有撤出而是仍旧驻留在外蒙大地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仍按旧例不予承认。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无暇顾及外蒙。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管是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都落入低谷；“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外蒙问题自然被搁浅。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恢复和改善才出现契机。为应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苏寻求合作并于1932年12月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前曾就外蒙古问题长时间谈判，但始终未达成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顾不上外蒙问题，且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向苏联寻求的只能是援助而不是敌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外交接触中，国民党政府在外蒙问题上虽然也不得不提几句“抗议”，但基本上采取的是沉默和容忍的态度。外蒙问题遂一拖再拖。相反，苏联控制外蒙则由生米煮成了熟饭。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召开，外蒙问题再次摆上谈判桌。令人费解的是，外蒙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中苏两国的问题，而成为美英等国为与苏联尽早结束战争，谈判、分配战后格局的一个筹码：美国希望苏联能够尽早对日宣战，将苏军投入亚洲战场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人的牺牲；而苏联则希望利用外交手段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使外蒙古独立合法化，并维持苏联控制外蒙的现状，确保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双方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利益，对蒋介石政府施以重压。

　　国民政府一方面希望能保住外蒙古，但更担心得罪两大国从而失去苏联、美国的支持——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更包含着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蒋介石曾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求见斯大林，试探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是否有让步的可能，而斯大林的态度始终很强硬。外蒙问题的谈判，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谈判屡被提出，甚至到签约前一天还在谈判。随着苏联红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中国东北并取得节节胜利，苏联方面掌握着越来越大的主动权。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以自身对国民党、对中共的影响力作为谈判筹码，警告国民党政府最好尽快与其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东北了。此时，蒋介石政府只好让步，在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声明：“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全民投票，结果97.8%的人主张独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有苦难言，只好于1946年1月5日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是美苏两国为分配战后世界格局不惜牺牲中国利益而达成的一笔交易。蒋介石政府则希望通过签约换取苏联对自己政府的支持，从而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苏联方面则利用二战结束之机，凭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分割中国的领土、主权；美英等国则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与苏联“利益分赃”，并向蒋介石政府施压迫其就范。咎其一点：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织的中国无力抗拒外来强权势力对我们的分割。

　　

　　1949年后的中蒙关系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应全力支持以国民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但内战爆发后，苏联逐渐调整了对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关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处理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但双方存在分歧：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两国政府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外交部长还以换文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效，重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不可否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在外蒙古问题上中方作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一方面，中国决定紧跟苏联“老大哥”的步伐，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的绝对忠诚束缚了领导人的外交行为；另一方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难，新生政权根本无力抗衡苏联这一超级大国，况且外蒙独立已成事实，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最终只好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毛泽东试图与苏联作进一步交涉以解决包括外蒙古在内的历史积案。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外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随后蒙古人迅速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之后中国和外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外蒙古边界的驻军。1992年，苏联军队全部撤出外蒙古。

　　近代以来，外蒙问题在中苏关系史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原本属于中国内政问题的中蒙统一纠纷，却发展成中俄两国关系中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外蒙古，从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中国人都痛心疾首：外蒙古怎么“丢”了？历史不能转身。谁对谁错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外蒙独立的历史告诉我们：唯有发展壮大、建设统一富强的国家，才能抵御外侮，捍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