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实验室微生物

目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十分矛盾。公众期望科技新发展能够继续提高生活水准，但他们又怀疑科学，因为他们不懂科学。

　　 ——斯蒂芬•威廉•霍金

　　

　　未来的某一天，人类发现了一种可以治愈疾病的新病毒，不料病毒变异后将受感染的人类变成活僵尸。于是一场大面积的病毒温疫突然爆发，传播速度之快几乎无人能够阻止，没人知道可怕的病毒来自何处，只知道它是没办法停止的、不可逆转的、无法治愈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这种通过空气就能传播的病毒最终将整个纽约变成一座死城，那些被感染却没有死的人，身体发生了异变，成为一种可怕的生物，不再存在任何理智的思考，行尸走肉般居住在地下的黑暗当中，躲避着阳光。男主人公成了那里仅存的一个人类——不知何故，他的血液对这种病毒有着天生的免疫能力。作为人类最后的希望，他必须使用自己血液中的免疫系统，寻找逆转病毒的方法。

　　这是美国影片《我是传奇》的故事情节。

　　早在20年前，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写的一篇小说《演出没有推迟》里就确切描述了一种很奇怪的能造成人类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在科幻电影中，病毒毁灭世界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影片《惊变28天》、《12猴子》、《恐怖地带》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无节制地使用各种基因来配制新的生物所导致。

　　

　　躲不开的公众关注

　　

　　不论科学家是否愿意，如今的科学研究，早已不再是那种苹果树下思考问题的自娱自乐。发达的传播媒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将那些原本只在学术圈内慢慢流传的研究内容变成地球人都知道的科学故事。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种关注“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公众的关注可以让科学研究得到更大的重视，获取更多的资源。2010年因人造生命话题而大出风头的生物学家克莱格•凡特（Craig Venter）就是利用公众关注的高手。不利的一面是，如霍金所言，公众因为不理解科学而产生不信任感，导致关注变成争议。

　　虽然没人认真统计过哪门学科哪项技术成为“争议话题”的频率最高。可以肯定，基因工程技术在争议榜上的排名一定低不了。

　　在一些公众眼中，那些穿着白色实验服、戴着手套的研究人员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且不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好奇心驱使搞出个哥斯拉来。单说他们手里的试管，里面的微生物都带有人为植入的基因。如果这些微生物跑出实验室，会不会对人类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重大威胁？现在人类面对的一些棘手疾病，例如H1N1、超级病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会不会是从实验室意外流出的基因工程微生物造成的？

　　

　　逃逸的实验室微生物？

　　

　　其实，这种对实验室微生物“逃逸”的担忧颇有历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最早表示出这种担忧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些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专业人士。20世纪70年代初，基因工程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将DNA片段在体外拼接，制造出原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重组DNA，再将重组DNA送入大肠杆菌中，使得大肠杆菌产生新的性状或者制造出科学家想要的蛋白质。当时实验所用的DNA片段有不少来自于抗生素抗性基因和肿瘤病毒SV40的基因。于是，一些与微生物直接打交道的研究人员开始担心，携带有肿瘤病毒基因的大肠杆菌会不会从实验室中“泄漏”出去，进入人体肠道，使人患上癌症。也有人担心，一旦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出现在实验室以外，它们携带的抗生素抗性基因是否会传递给其他细菌，导致不惧怕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出现。科研人员的这种忧虑，经过媒体的宣扬，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对“基因工程”的风潮。

　　到了1974年，担忧达到高潮。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呼吁人们在认真研究基因工程的风险之前，停止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呼吁，在科学史上也许绝无仅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危害存在，没有法律限制，没有政府命令，却要求科学家停止工作。要知道，在那个基因工程的“淘金”年代，任何研究进展都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专利，在1980年被批准后，仅专利费就赚取了超过1亿美元。但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绝大部分科学家对呼吁表示支持，进而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禁锢”实验室微生物

　　

　　1975年2月，旨在探讨基因工程安全性的学术会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阿斯络马召开。数百人参加了这次在生命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会议，他们中有生物学家、医生、律师、媒体工作者，甚至还有来自冷战铁幕另一侧的苏联代表。在会上，科学家决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将研究用微生物给“禁锢”起来，让它们为科研服务，但不会逃出去危害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

　　这个囚禁微生物的特殊“监狱”主要由两道屏障组成。第一道屏障被称为物理屏障（Physical Containment）。在建起这道屏障之前，科学家将实验室中所用的微生物，根据危险程度，划分为不同级别。各国的分级标准大同小异，以分成4个级别居多，从基本没有危险的一级到最危险的四级。其中第四级微生物多数都是病毒，主要指那些能引起人类或者动物患上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也包括那些从未被发现或者已经宣布被消灭的微生物。

　　所谓物理屏障，就是针对这四级微生物所设立的4个实验室防护级别。从最简单到最严密，分成P1、P2、P3和P4四级，这其中的P就代表物理屏障。针对不同等级的微生物，物理屏障必须做到保护操作人员不受到微生物的危害，同时还要防止微生物被“泄漏”到实验室以外。以常见的 P2级实验室为例，操作人员需要穿着实验服、戴手套，在生物安全柜中对微生物进行处理，以避免直接接触微生物。P2实验室的废弃物必须经过高压灭菌后才能丢弃，以保证微生物不会“逃逸”。在要求最高的P4级实验室中，从穿着正压防护服保护操作者，到完全独立的建筑及配套设施来隔离微生物，所有配置都以最危险的微生物为假想敌。

　　

　　无形的生物屏障

　　

　　物理屏障虽然严密，但是它的防护效果完全依赖于操作人员的素质和认真程度。违规操作，例如为了图省事，把三级微生物带到P2实验室操作，就会使得屏障失去作用。

　　根据墨菲定律（Murphy's Law），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把“禁锢”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人员永不出错上，显然是不可取的。于是，科学家又设置了另一道屏障，生物屏障（Biological Containment）。

　　生物屏障的设计思想是设法让基因工程所用的微生物只有在人造环境中才能正常生长。即使发生意外“逃逸”，也不必担心这些微生物会在自然界或者人体中兴风作浪。因为离开了特殊的人造环境，它们会迅速死亡。与有形的物理屏障不同，生物屏障是无形的，却更加严密。

　　生物屏障也有相应的分级系统。安全性从低到高，分为EK1、EK2和EK3三个级别，不同的微生物的分级标准有所不同。以基因工程中最常用的大肠杆菌为例，EK1标准是所有基因工程用大肠杆菌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标准。符合EK1标准的菌株必须没有危害健康人群的能力，也很难在自然界或者人类肠道内存活。与 EK1相比，符合EK2或者EK3标准的菌株必须做到生存力更差和可能致人生病的几率更低。

　　第一个达到EK1标准的大肠杆菌是一个编号为K12的菌株。1922年，微生物学家从一名处于康复期的白喉病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得到了原始的K12。其后整整50年，K12都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中度过的。它生存的环境也从人类的肠道变成了人工配制的培养基。考虑到大肠杆菌每20分钟就能繁殖一代，50年的人工 “驯养”实在是非常漫长，漫长到让K12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例如，普通的大肠杆菌能产生一种被称为生物薄膜（Biofilm）的物质。生物薄膜可以帮助大肠杆菌牢牢附着在潮湿的物体表面，这对于大肠杆菌在人体内的存活意义重大。另外，生物薄膜能让大肠杆菌对抗生素和去污剂的抵抗力上升几百倍。有生物薄膜覆盖的大肠杆菌细胞对于外界环境的变化的反应也更为迅速。但是，被“驯化”的K12菌株却不具备产生生物薄膜的能力，以致于它根本无法在试管以外正常存活。科学家正是利用了K12的低生存能力，让它“安心”地为科研服务。

　　到了1976年，在K12的基础上，科学家又培育出了能符合更严格要求—EK2标准的新菌株。因为恰逢美国200年国庆，新菌株被命名为 x1776。x1776比K12更为“虚弱”，惧怕阳光，惧怕稍稍偏高的温度，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环境中的微量去污剂极为敏感。更重要的是，x1776的“胃口”非常特殊，它需要一种在人类肠道中根本不存在的物质—二氨基庚二酸，才能存活。因此，除了人工添加了二氨基庚二酸的培养基，x1776哪里也去不了。

　　目前，常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大肠杆菌菌株大多源自K12，全部符合EK1或者EK2安全要求。

　　为了让生物屏障更加严密，除了安全菌株，科学家还配套开发了安全载体。所谓载体，顾名思义是一种运载工具。在基因工程中，载体把科学家感兴趣的DNA片段送入宿主细胞内，并且帮助DNA片段在细胞内实现自我复制和指挥蛋白质合成。基因工程中，最常见的载体是一种头尾相连的环形DNA分子，即质粒。为了满足生物屏障的要求，科学家对质粒进行了改造，开发出了安全质粒。安全质粒不具备在不同细胞间转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自始至终只能呆在一个细胞中。安全质粒与安全菌株配合使用，就形成了一个双保险。即使发生细菌“逃”出实验室的意外事件，在其短暂的存活期内，装载在安全质粒中的重组DNA也会被牢牢锁在细胞内，直到细胞死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基因工程的研发和运用已经走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医疗、农业等方面贡献颇多。可以说，基因工程满足了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另一方面，最初那些担忧者所设想的恐怖微生物灾难并没有在现实中出现，科学家用事实回答了民众当初的怀疑。如今的世界，同样存在一些争议颇大的科学技术。简单的“立”或者“废”，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如何在技术发展之初就预测到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负面影响产生之前构建起一个系统防止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在系统可能出现纰漏前设法完善系统，才是真正实现趋利避害的最好方法。

　　【责任编辑】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