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和平

与前两年的争议不断相比，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显得有点波澜不惊，没有太多的悬念和意外。但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那就是三位获奖者都是女性，她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有“和平斗士”之称的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以及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目前正活跃在倒萨（利赫）运动前线的塔瓦库•卡曼（Tawakkul Karman）。自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来，至2010年共有97人获得过该奖（除机构外），其中只有7人是女性。这次一下子授予三位女性以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意味深长。

　　

　　“埃伦妈妈”瑟利夫

　　

　　三位获奖者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作为一位几起几落的政治家，瑟利夫常被人们称为“铁娘子”，但笔者在这里宁愿使用她的另一个“封号”——埃伦妈妈。这是利比里亚民众对瑟利夫的昵称，也反映出她作为一个女性政治家展露出来的爱心、细腻与柔情，这在经历了多年战乱、急需重建与和解的利比里亚显得尤其珍贵。

　　瑟利夫于1938年出生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曾赴美国求学，回国后担任利比里亚政府财政部长助理、副部长和部长。1980年，塞缪尔•多伊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总统和多名部长被处死，瑟利夫幸免于难，被迫流亡国外。1985年她回国竞选议员，但被多伊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判处10年监禁。1989年，因与多伊产生矛盾而流亡国外的前政府高官查尔斯•泰勒率兵攻入国内，利比里亚陷入长期内战，瑟利夫再次被迫流亡。1996年8月，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斡旋下，利交战各派就停火、解除武装和举行大选等问题达成一致。瑟利夫参加了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泰勒当选为总统。失利的瑟利夫被控“叛国罪”，于是，她又再次不得不选择流亡。在多次流亡生活中，瑟利夫并没有丧失斗志，先后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事务局、花旗银行非洲分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积累了丰厚的国际人脉与知名度。泰勒当选后，国内和平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利比里亚又陷入内战，泰勒最终被迫下台。2003年各派组建全国过渡政府，瑟利夫担任全国过渡政府中“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在2005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瑟利夫后来居上，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成功当选。

　　瑟利夫之所以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一位女性。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独裁和腐败后，利比里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失业率达到80％，水电系统被完全摧毁，青少年失学情况十分严重，医疗设施严重不足，人均寿命只达到45岁，民众对那种男性强权统治已经失去了信心。瑟利夫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点，她说：“我是一个女人，请听听我的哀叹吧！”“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生活的艰辛，也更愿意给年轻人和穷人以希望。”瑟利夫认为，女人永远拥有一颗照顾别人的真心，她们天生拥有照顾孩子、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技能。她宣布，要把母亲的细腻和情感带到总统职位中来。瑟利夫亲自开车到各地与选民见面，提出“重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教育、打击腐败”的口号，以一个女性和祖母的身份号召人民忘掉仇恨，以宽容、和解治愈国家的创伤。她的支持者在T恤衫上印上这样一句话：“男人们都失败了，这次，让我们试试女人！”结果，瑟利夫击败了她的强劲对手——前世界足球先生、拥有强劲财力支持的利比里亚著名球星维阿，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这位就任时已经68岁的祖母级人物在这几年里努力推进和平进程，积极寻求外援，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近期的利比里亚安全形势得到了显著改善，在经济方面，2010年的增速达到了7.71％，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债也得到减免。瑟利夫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农业上，她的政府努力确保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下令取消了进口大米的消费税和所有农业材料和供给的税收，以鼓励农民提高粮食产量。由于她在促进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突出成绩，2008年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授予塞雷斯奖章。当然，瑟利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业绩是她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所做的贡献。她任命女性担任了诸如财政部长、健康部长、国防部长、运动和青年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职位。瑟利夫曾对外界表示，在利比里亚，女性可以从事所有职业，包括政府要员。她强调：“只要有愿望，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工作。”

　　

　　“和平斗士”古博薇和“阿拉伯之春推手”卡曼

　　

　　古博薇1972年出生于利比里亚中部地区。在内战中，她成为一名精神创伤顾问，为部队中的未成年士兵而工作。这段战争经历使她意识到：“做母亲的女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这个社会。”2002年，古博薇组建了“利比里亚妇女和平运动”，发动利比里亚普通妇女参与其中。她们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去市场，星期天去教堂，她们成功地跨越了种族和宗教的界线，把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联合起来去参加抗议暴力的活动。她们在抗议时祈祷、唱歌，逐渐成为利比里亚和平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声音。她们甚至还通过拒绝与丈夫行房的方式驱使男人行动起来，直到暴力和战争结束。当然，古博薇领导的最知名的和平运动还是在2003年促成的和谈并最终导致战争结束。

　　为了迫使泰勒参加和谈，古博薇组织数百名妇女身穿象征渴望和平的白衬衫，坐在泰勒每天必经的路边。无论是暴雨连天，还是骄阳当头，她们边唱歌，边祈祷，“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泰勒最终同意在加纳与反政府武装举行会谈，并在总统官邸会晤了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加纳谈判开始后，冲突继续，谈判毫无进展，古博薇又率领一个妇女代表团到加纳继续施加压力。她们曾在加纳总统府外面举行沉默示威，甚至一度以激进手段阻止谈判代表离场。一位谈判代表后来曾回忆说：“她们跟我们讲，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没有人可以走出来。”有个军阀试图冲出屋外，却被挡了回去。其他人尝试从窗口逃走，同样遭致失败。在她们的努力下，那些手里拿着枪的男人们不得不拿起笔，最后达成了和平协议。

　　在多年的和平斗争中，支撑古博薇的不仅是爱心，还有勇气。古博薇的一位助手，把她描述为“一位战士，敢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这种无畏的精神在2003年11月的一天展露无遗。那一天，古博薇率领数百名女性抗议者来到饱受战争创伤的蒙罗维亚，要求那些正在强奸妇女和女孩的士兵们迅速解除武装。她怒吼道：“我们利比里亚女性不再允许我们自己被强奸、被虐待、被摧残和被杀害。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不能被当作杀人机器和性奴隶。”在此之前的三个月，她在另一次进军行动中直面一位反对派的指挥官，要求反对派和政府军停止暴力和抢劫。她说：“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解放者，但如果你们干掉了每一个人，那你们统治谁呢？”因为她的杰出和勇气，古博薇在2009年被授予肯尼迪勇气奖。在加纳首都，她的作品被非洲女性和平与安全网络当作行动指南。正是这种爱心与勇气的结合，使得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第三位获奖者卡曼是也门人，生于1979年，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历届和平奖中最年轻的得主。2005年，她创立了无锁链女记者组织并任主席。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她就坚持用和平方式表达对当局的抗议，致力于维护人权、表达自由和妇女权益。她支持通过法案，将妇女结婚的法定年龄提高到17岁。她曾告诉媒体：“妇女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已被边缘化太久了，现在是女性站起来积极行动而无需要求允许和接受的时候了！”从2007年开始，她每周二都来到位于也门首都的萨那大学门前进行抗议，她被逮捕过7次，甚至曾遭遇刺杀，被媒体称为历史上最具反抗精神的10位女性之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卡曼积极地参与到倒赫运动之中，被支持者称为“革命之母”。她告诉《时代》周刊：“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得知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卡曼坐在反对派为示威者设置的蓝色帐篷中接受了采访。她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胜利，是阿拉伯妇女的胜利，是和平革命的胜利。她说：“我将这个奖献给阿拉伯世界、献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和女性。”卡曼的得奖不但为也门持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是对整个阿拉伯民主进程的一个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埃及开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斯塔法认为，“伊斯兰常常和激进恐怖主义、不宽容等联系在一起。将和平奖授予一个女性伊斯兰主义者，意味着一种再评价，即伊斯兰不反对和平，也不反对女性，伊斯兰主义者可以是女权活动家，他们也能够为人权、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女性是和平与进步的基石

　　

　　在政治、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女性的地位常常受到忽视。利比里亚在1847年就获得了独立，该国妇女直到1957年才获得投票权。就连美国，女性也是迟至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这种权益的缺失，加上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女性更容易成为贫穷、冲突和战争的受害者，这点在第三世界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女性绝不只是一个消极的弱者，她们完全可以在和平、民主与进步事业中扮演重要甚至关键性的角色，以上所述的三位女性就是一个明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1年的和平奖授予了她们，是对她们以非暴力形式在促进和平、民主和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的肯定，也是这个男性主导世界的自我反思。正如挪威前首相、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雅格兰（Thorbjorn Jagland）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的：“除非女性获得和男性一样影响社会各层面发展的机会，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上达到民主与持久的和平。”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