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质量

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0%，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中，作为城市化核心的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聚集、地域间的流动以及就业结构变动的表象，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本质的现代化，是全体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大量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原农村人口被作为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就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然而在城乡二元格局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虽然实现了大批量、远距离、跨区域的就业流动，但其城乡双重属性却没有改变：他们要么长期停留城市，却无限期拉长迁移过程而无法实现彻底转移，要么最终选择回流农村；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或不完全转移），但重要的是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他们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利益而被称为“就业型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角度看,这一群体只是表面被城市化了，或只是表面被市民化了。

　　这种“半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其一，不仅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其二，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其三，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从而不利于扩大农地的规模经营，影响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其四，引发诸多社会性问题，每个农民工背后连着一个家庭，不完全城市化必然带来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其五，带来“城市乡村化”，农村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散漫的生活行为方式等随着大批“半城市化”的人口带入城市，聚集一起形成一种常态，城市中“某某村”的出现，则是“城市乡村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

　　

　　人口城市化面临重大转折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从2002年开始城市真实失业率一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上升的态势而每年有所下降，劳动力市场严峻状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由珠三角始发并向长三角扩张，又逐渐蔓延到中西部劳动力迁出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这种现象被国内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认为我国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已不复存在，意味着城市化转折点到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当城市化转折点到来，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有限过剩或短缺时，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则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第三产业开始崛起，逐渐取代工业而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同时也带来就业机会和人口的增加。然而我国的情况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尚未完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尚需要转移，城市化转折点的提前到来，意味着未来人口城市化将面临种种挑战：其一，目前进城农村劳动力大多就业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部门，但该部门工资待遇低廉，一般都是脏、累、苦的岗位。当低廉的工资待遇不足以弥补他们进城成本时，就可能选择在乡村务农或在家乡就近从事非农劳动，从而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速度，最终影响到城市化的推进。其二，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提高，劳动用工必然诱致劳动节约倾向，倒逼企业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这种产业升级和转型无疑是对大量需要转移但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排斥。我国“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而是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是部分进城农村劳动力被重新“推”回乡村的结果。

　　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民进城，重要的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近十几年来，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一纸文件在一夜之间就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这种人为造“城”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面上看，城市数量增多了、规模扩大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了，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但这种行政区划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并没有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被城市化”了的农民们并没有完成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的“二元结构”依然突出。

　　人口城市化不仅要实现农民市民化，更进一步的则是全体城市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城市化起飞、加速的30年。30年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已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却是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1之间。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且每年以0.1%速度递增，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高地和象征，人口城市化过程就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即适应社会文明发展需要的整个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文明进化过程。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市民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异化，社会诚信危机，野蛮愚昧行径随处可见，城市文明遇到严肃拷问。

　　

　　关注人口城市化质量

　　

　　人口城市化质量体现在人口城市化数量发展的适度和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层次发展阶段的包容。

　　人口城市化的适度性体现为人口城市化水平与速度的适度。无论是西方经典的城市化理论，还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城市化历史进程，都证明了工业化、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得以持续的基本动力。高质量人口城市化，体现在水平和速度上要适度，表现为与工业化进程同步，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换同步，与经济发展同步。近20年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009年的46.6%，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高增长速度赶超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但这样的快速推进并没有完全消化掉过去长期积攒起来的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的势能，这与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人口城市化率又落后于就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

　　人口城市化包容性体现为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层次发展阶段的包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首先必须具备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最基本条件和能力，在此基础上与原城市居民一起进一步提高和增强自身的素质和发展能力，不断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最终实现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即经历从具备基本生存能力，到增强发展能力，到最终实现生活质量提升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这三种层次的发展状态必定同时存在。高质量的人口城市化，体现在发展层次上是包容的，既能满足城市人口生存、发展、享乐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又能推动这种需求不断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要具备基本生存能力，必须拥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拥有基本的职业地位、拥有基本的居住条件、共享基本公共服务；要增强发展能力，需要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价值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质量获得全面提升，体现在物质保障上，人民生活需求的满足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即国家、社会所提供的经济保障。体现在教育上，教育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和增加人们获取社会资源和改善生活质量状况的能力和机会，还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激发人们对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在居住与生活条件上，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体现在健康上，这是生活质量的集中体现。失去健康就失去了事业的根基，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更没有了生活质量，因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重要也是最生动的体现是对生命的关爱、对健康的追求。体现在社会保障上，这是生活质量稳定提高的重要保证。体现在环境，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空间物质载体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质量影响着生活质量。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