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烟贩

毒品问题向来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毒品问题的介入程度之深。170多年前的晚清中国正是在饱受鸦片侵害的情况下，被裹挟进入世界市场。那些顺利穿越印度洋，在烟贩操控下穿行中国各省，绕过官方禁令的鸦片，制造了晚清中国毒品市场的异常“繁荣”。

　　

　　中外烟畈勾结

　　

　　中外烟贩要为晚清时期鸦片毒害中国负总责，没有中外烟贩的狼狈为奸，就不可能有鸦片在中国的肆意荼毒。有学者估计，19世纪30年代，全国以贩毒为生的鸦片贩卖集团成员人数已达100万人左右。外国烟贩与国内烟贩相勾结，大肆进行鸦片交易，内地烟贩则从闽广烟贩处转手倒卖鸦片获利，其结果是中国腹地逐渐受到鸦片毒化。

　　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处理的两万多斤鸦片仅仅是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的沧海一粟。因为早在17、18世纪之交，浙江沿海的宁波、镇海和舟山地区已经出现英国走私船的身影。1831～1840年间，由宁波走私入境的鸦片约2.3万箱。这一时期由广东沿海流入的鸦片也呈现出中外烟贩相互勾结的显著特点。

　　1833年，广东顺德的小商人区宽、姚九在澳门的杂货生意经营惨淡，两人遂转向贩烟。在经营外国烟贩的鸦片生意过程中，区宽和姚九逐渐可以“谙习夷语夷字”，具有了一定的外语交流水平，甚至还与外国烟贩“间通书信，查询烟价”。1834年3月初，姚九和区宽继续扩大业务范围，冒险组织了价值当时番银3.6万两的烟土，准备运到广东潮州地区出售。这次跨地区贩烟活动规模庞大，参与人员众多，还有反抓捕措施。一年左右的时间，曾经的小商人就“成长”为老到的职业烟贩，让人出乎意料。这种中外烟贩合作的形式在闽、广、浙三省相当普遍。

　　有的烟贩发展成外国烟贩的中国代理，销售鸦片获利。广东澄海县人郭亚平是这类烟贩的典型代表。他的货铺地处荒僻，生意逐渐清淡。郭亚平便通过熟识的外国烟贩呮咕购买烟泥，也开设窑口囤积，转贩获利。郭亚平的货铺面积不大，尽管他的鸦片生意吸引了不少烟贩，但生意扩大与本金不足使郭亚平囤积鸦片数量始终有限，无法组织充足货源满足数量需求较大的烟贩需求。于是，郭亚平转而充当他的外国烟贩朋友的鸦片经纪人，通过抽取佣金，郭亚平有了新老板，鸦片毒害就这样逐渐蔓延。

　　

　　烟贩众生相

　　

　　从1840年到1911年的清朝后期统治阶段，爱新觉罗家族势力日渐衰微，王朝统治地域内的百姓为了操劳生计和经营生意，铤而走险参与贩卖鸦片者络绎不绝，其总数颇为可观，贩卖鸦片的形式与路线也令今人难以想象。

　　晚清时期烟贩的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广东籍烟贩相对最多。其中，大埔籍烟贩又占广东烟贩的大多数，其他烟贩则来自当时的潮阳、番禺、香山、南海、嘉应州、归善、东莞、博罗、新宁、饶平、新安、三水、高要等地。福建烟贩多出自同安、南安、晋江、诏安、龙溪、漳浦、海澄，均是福建沿海区域。在北方，烟贩也常在沿海地区出没，在直隶所辖范围内就有天津、南皮、河间、冀州、通县、清苑、宛平、大名等地遭受鸦片毒害。东北奉天的盖平县也有烟贩活动。与沿海相似，陆地边疆亦不宁静，新疆的吐鲁番、叶尔羌州、迪化州则活跃着来自当时中亚地区的烟贩，当地回民与汉民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民中的烟贩有的还来自内地省份。

　　历史档案显示，烟贩出现的地区在湖南有武冈州、祁阳、宜章、衡阳、浏阳、邵阳、零陵、长沙、靖州；在山西有太谷、介休、祁县、汾阳、徐沟、闻喜、猗氏、榆次、平遥；在山东有历城、昌邑、青城、高阳；在陕西有兴平、咸阳、长安；在四川有璧山、邛州、温江；在安徽有怀宁、泾县；在贵州有遵义；在湖北有孝感；在江西有临川。但档案记录的这些烟贩活动只是冰山一角。

　　在贩烟方式上，广东地区呈现鸦片数量大、合伙出资、经中间人与外国烟贩交易等特点。曾有一个叫姚嘉的广东潮阳人，打算将花费“番银达到上万元”购买的鸦片拉到上海去出售。1838年，直隶总督琦善曾在天津抓获一批烟贩。这一现象揭露出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案件，而是天津海口已经形成的粮船水手与洋货铺生意人的贩烟活动及特点。被捕烟贩平时经营洋货铺生意，但同时也从粮船水手那里获得鸦片，并转手出售获利。

　　在天津，还有许多因本性贪利或为生计着想的普通人参与贩烟的案例。有个经营鲜果铺生意的王发，在1837年12月听说，了贩烟能获厚利的消息，立刻“起意贩卖”。与此同时，一位叫常春的人，因其赶车度日的牲口死亡，影响到生计问题，便加入到王发的贩烟小团体当中，为其代理鸦片销售。在北京，还有一家数口人一起吸鸦片，在购买鸦片过程中被捕的情况。

　　纵观晚清70年时光，真正的鸦片贩运与售卖从沿海到内地，从职业烟贩到零星小贩某种程度上难以计数，烟贩身份上至达官贵人、太监官员，下到小商小贩，不胜枚举。

　　

　　全国范围的危害

　　

　　晚清时期中国百姓遭受鸦片祸害确实很深，通过广东、福建、天津，以及其他地区进入中国的鸦片，以不同的形式蔓延。1838年N1840年间，民间贩烟活动此伏彼起的状态，是对清廷官方禁烟法令无力控制局面的一大讽刺。历史记录下了这些来自民间的热闹场景。

　　到广西贸易的湖南邵阳人朱士、赴湖南探亲的贵州人李老发、在广州贸易的贵州遵义人唐洗远、经营小本生意的湖南武冈人霍受品、曾任县营兵丁的湖南宜章人石兴才等，要么是在前往贸易的地区，要么是在路遇的广货担内，要么是向在逃人员等购买烟土意图获利。不难看出，19世纪30年代，从江西到湖南、从湖南到广西、从贵州到广东一路，贩烟似乎是一件普通百姓随时都可能参与的极为普通的事。当时的社会对鸦片竟然是这样的“宽容”!

　　同一时期新疆的鸦片贩卖活动则展现出当地回民与汉民“积极”参与贩烟活动的情况。1840年2月下旬被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抓获的烟贩中，有的来自乌鲁木齐；有的与新疆当地烟贩合伙行动，如陕西兴平县冯氏兄弟；有在叶尔羌经营玉器店的甘肃肃州人张符，还有在叶尔羌开杂货铺的甘肃固原州陈氏叔侄。全民上阵齐贩烟曾是如此嚣张和夸张!

　　在特殊方式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鸦片输入激增，烟毒泛滥，吸毒的人口日益增多。烟馆到处都是，吸食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宁波江北岸、灵桥门、崔衙街、东渡路等地开设的烟膏店“买卖鸦片，公开售毒”，成为鸦片消费行为的重要中介。宁波主要的鸦片消费中介有“王礼记、白玉楼、茂昌栈、甬又新、两宜春等店铺”，他们为鸦片消费提供广告，招揽生意，将鸦片消费发展成一种正常买卖。

　　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深受鸦片毒害，有人谈到那种糟糕感觉，“仆奔走四方，每当酒后茶余，鸦片一道，素所性好。始则详间、解闷，偶一为之，继而渐渐入其彀中，以致俾昼作夜，精神不顿。频年来，大受其累，有刻不能离之势。”

　　腐朽的时代、特殊的商品与颓废的人群，曾引起世人的高度警觉。遥想170年以前曾经走过的危局，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我们仍应有所反思和行动，以历史教训洗刷当今的毒品危害。

　　

　　[实习编辑]刘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