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7月，隋文帝杨坚在避暑离宫仁寿宫驾崩，同年8月，嗣位的隋炀帝下诏兴建东都，准备把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在百姓野史看来，隋炀帝弑父宫变，自然希望另立新都，其实，隋炀帝营建东都主要有两大目的：第一，中原地区战略地位重要，需要建重镇把守，以便平定各方动乱，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一统天下的王朝应择中而治，节制四方，洛阳“居天下之中，形势甲天下”，堪称“九州腹地，华夏丹田”;第二，洛阳水陆交通便利，对于南朝边远故地，需要加强镇抚，同时，便于将南方贡赋转运关中，继而修建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大动脉。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命宰相杨素、杨达，将作大匠（古代官名，掌管宫室修建之官）宇文凯营建东京，次年正月完成，历时仅仅10个月，创造了古代都城建设的“隋朝速度”。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著名的“建设部部长”兼“总规划师”——宇文凯，一代名匠，名不虚传，自隋朝建国，大兴城（长安）、仁寿宫、洛阳城、漕运仓储、帝皇陵、隋长城、行营大帐等，莫不出于他手。直到唐代，长安城沿用、传承隋朝之城制，就连太平公主结婚时，觉得府邸大门有些狭窄，想改动一下，唐太宗李世民都不允许，说这是宇文凯设计的建筑，自然有他的精妙之处，不能随便改动，由此可见宇文凯的成就和影响。
隋代的洛阳城，穷极壮丽，迎合了隋炀帝的奢靡之风，形成了由宫城、皇城、里坊至建国门的中轴线，自北向南，依次为皇室、百官、百姓和城郭内外，洛水横贯其中，仓库市场齐全。按理说，洛阳城成就了都城功能和文化的全面展示，皇权至上，礼制完备，交通发达，仓廪实家;但是到了唐代，武则天则将宇文凯的匠心杰作，上升到天造地设的神都境界。
“鼎天立地”，神都之门
武则天对洛阳情有独钟，据陕西师范大学王双怀教授研究，武则天活到82岁，在洛阳生活了30年零210天。武则天在洛阳生活的前10年，主要辅佐唐高宗处理国政，由于当时还是两京制，她和唐高宗频繁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后20年，武则天独揽朝政，不仅长期居住在洛阳，而且改洛阳为神都，把洛阳的地位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目前，在全世界所有
都城中，能够称为“神都”的，仅洛阳一座。
公元690年，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帝，“诏行所造新字，以曌为名”，堂而皇之用新造的“曌”作为名字，“日月当空，普照大地”。而且，武则天为了让这个“名正”而“言顺”，在洛阳城的建设上开始了上应天星、下接人事的壮举。长寿元年（692），武则天命宰相李德昭主持城郭城门的改建，将隋代建国门改名定鼎门，鼎为国之重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定鼎帝业，鼎祚国运。同时，武则天还铸造了“九鼎”和“十二神”：九鼎共用铜56万余斤，其中最大的神都鼎高约5米;十二神高一丈（约3米）。九鼎铸成后，武则天令宰相、诸王率卫兵10余万人及大牛、白象，自玄武门外拉入宫城，鼎盛洛城，可见，定鼎门为镇国之门，九鼎为镇国之宝。
以定鼎门为基点，形成了洛阳神都天人合一的景象。宫城正门应天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南郭有后载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皇城南门的端门，其规制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隋炀帝在端门玩赏灯火，是元宵节灯会的起源，《资治通鉴》记载炀帝“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试想一下，奏乐者1.8万多人，歌舞表演者3万多人，戏台八里之长，欢歌乐舞之声数十里外，好一个天地大舞台！
为了使洛阳城符合天象，武则天在南北中轴线上修建了“七天建筑”，从南至北，天阙（城南香山、龙门山对峙的伊阙）——天街（中轴街道）——天门（宫城应天门）——天津（洛河上的天津桥）——天枢（皇城外的“颂德”纪念碑）——天宫（明堂）——天堂（武则天的礼佛堂），“天上七星，地下七天”，洛阳城俨然天上的紫微星，洛水犹如银河贯都，百官百姓皆围绕旋转，诠释了《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的真谛，规模及其象征意义无与伦比。尤其是明堂建筑，称为“万象神宫”和“通天宫”，周长约88米，高约87米，相当于如今二三十层楼房的高度，是洛阳城中最宏大的建筑。明堂共3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12面效法一天中12个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中间有周长15米左右的巨型木柱，天子坐明堂，通天地、明四方，是为唐代建筑技术之巅峰巨作。位于端门外的天枢，全名叫“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由当时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提议并捐资铸造，高度约31米，直径约3.5米，共用铜50万斤、铁330万斤，形状为八棱体。唐玄宗时，毁坏并熔化天枢，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天枢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洛阳为权枢所在，皇权至高无上。
如今，“七天建筑”已经见不到全貌，但依然延续了天地山川的城图，站在定鼎门上向南遥望，龙门石窟依旧佛香禅意，北面重建的明堂在现代化的建筑围合中，突兀着凌霄飞阁，各种节庆活动必然重现昔日的盛唐演艺，看着抹胸彩妆的模特起舞在堂前，仿佛穿越在历史的轴线上，时而丰腴，时而玲珑。
坞壁城阙，家国门第
隋炀帝是第一个通过定鼎门（建国门）的皇帝，之后，定鼎门相继被唐、后梁、后唐、后周和北宋定为洛阳外郭城正门，直到北宋末年，才逐渐废弃。定鼎门作为城郭南垣正门的时间，长达530年。一代名门，逐渐在王朝的兵戎战火和自然变迁中衰亡。早在20世纪50年代，社科院考古所对洛阳城南进行钻探勘测，基本确定了定鼎门的位置和周边情况。1997～1999年，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唐城队和洛阳文物一队共同进行发掘，于2004年发表发掘简报，自此，淹没在黄土之中的定鼎门呼之欲出。2009年，这座古代沿用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城门遗址再次重生，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重点工程，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并成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定鼎门考古遗址保存较为完整。盛唐前期的定鼎门由墩台、门道、隔墙、飞廊、网台、涵道、马道等组成。由墩台和上面的楼阁构成的“高台建筑”，自汉代起逐渐成熟，唐代达到高潮。墩台宽7.98米，长20米左右，由此构建的城门洞可超过20米，足见规模。城门形成“一门三道”格局，中间为御道，东西门道为大众行人道。从城门的形制看，定鼎门属于“坞壁阙门”。
坞壁是起源于汉代的一种住宅形制，是为防御而修建的小城堡，又称坞堡。围墙环绕，前后开门，坞内建望楼，四隅建角楼，略如城制。坞主多为豪强地主，借助坞壁加强防御，组织私家武装，没有朝廷任命，自称坞主。尤其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时期，门阀的坞壁成了独霸一方的地方势力，形成防御森严的建筑格局，影响颇深。有学者认为，隋唐之所以成为“里坊制”的高峰，都城内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坊”，恰似一个个独立的坞壁。在城门楼的设计上，汉代的阙是登高望远的“观”，以前独立于城门、庙门或者陵墓前，自东汉开始，阙逐渐后退至门和墙体一线，融为一体，并在双阙之间加盖屋顶，以遮蔽下面的大门。门阙即代表了主人的地位和实力，又起到了防御的功能，在家国的转换之间，定鼎门的坞壁阙门矗立起盛唐的门第坐标。
定鼎门遗址已经建设成为博物馆，通过南广场两列仿古灯柱，3个门道通往正中的门楼，豪劲的木构建筑显现出典型的盛唐之风，与两侧的东西两阙主次相应，合而不围。城门很空旷，梯型门栏下两扇朱红大门紧闭，九九八十一个乳门钉在阳光下时而反光刺眼。沿着马道登上城楼，纵贯南北的天街只留下路面残迹，绿色的草种覆盖，灌木交错，被历史踩踏过500年的故土，难说是一片生机还是远去的苍凉。周边正在建设的遗址公园，被现代住宅包围的遗址，如何浓缩成一篇古籍让后人阅读？周边的商业开发都在借助这历史的符号，装点出文化的雅兴，旁边的帝都国际正火热地开盘，千年帝都与国际，时间的足印怎样去连接？
笔者想到门前曾建有的隋代四方馆，东方东夷使者，西方西戎使者，南方南蛮使者，北方北狄使者，四方“蛮夷”都在这里感受中国的威仪。今天的世界，不过是一张机票的飞行和一个键盘的敲击，博物馆地下一层的考古展厅里，深藏着定鼎门的前世今生，除了断垣残石，考古探方里还出土过骆驼的脚印，千年足迹回荡着西域的驼铃。穿越回来，阳光正好，
芳草溪流之间，方才品味出唐朝诗人于邺的感悟：“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周秦时几变，伊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古今洛阳，云淡风轻。
鼎中有国，门里有坊
定鼎门作为都城正门，具有神圣的仪式性，而门内的里坊，则是城市生活的区域，“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隋代里坊约126坊，今天考古发现的明教坊和宁人坊遗址，位于定鼎门北侧，经过景观整治，可以管窥隋唐代里坊的轮廓，昔日的文明似乎已经化解在绿草溪流之中，生长出设计师们的文化理念，纷至沓来的游客通过解说牌和导游，去理解古都的景致。
里坊不仅有生活，也展示了洛阳的文治教化。定鼎门至皇城的天街，分布有24个里坊，从坊名和住过的故人，集中体现了洛城文明。北部的积善坊是唐玄宗和4个兄弟的“五王宅”，尚善坊和旌善坊分别是著名的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故宅，以善为名的坊中，充满着皇城根下的贵族气息。教义坊和修文坊分别是武则天母亲和“章怀太子”李贤的住宅。因父亲武士彟早逝，武则天几乎是在母亲杨氏教导下成长为才人的，杨氏出生名门，幼习诗书礼仪，曾写下“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生了武则天后，专门请诗学、音律、礼仪方面的先生为她做家教，塑造武则天的学养和坚韧的性格。作为女儿，武则天对母亲十分敬重孝顺;然而，作为母亲，武则天对待才华横溢的儿子李贤，却心狠难测，先废太子，后来流放，最后逼其自尽。坊如其名，受母亲的“教义”，儿子的“修文”，皇室宗亲的命运如此唏嘘，不如在民宅里尽享天伦。
观德坊里是隋朝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所在地，隋朝开启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福祉，一代代文豪名臣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和流芳的业绩，文章千古在，仕途一时荣，科举取士是将两者结合。旌善坊的唐初名相温彦博宅，积善坊的贞观名臣高士廉宅，崇业坊的中唐第一名相裴度宅，修业坊的许敬宗宅，明教坊中大唐开元名相宋璟宅，著名才子崔融宅，等等。正是有了他们，定鼎门在威严之中又多了一分神采。武则天本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女文学家和书法家，善于写飞白书和行草，她所写的飞白书堪称一绝。在她的推动下，洛阳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她经常组织“文学沙龙”，同时培养出大批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等，还留下了“香山寺赋诗夺锦袍”的佳话。
在龙门香山的诗会中，宋之问夺得锦袍，称赞武则天不仅仅为了附庸雅兴，更是体恤民情的巡游：“先王定界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的确，由武则天诏立的定鼎门，承接君权神授的吉愿，又开启了太平盛事的图景。直到唐朝气数将尽的时候，诗人褚载站在定鼎门前，无限感慨这倚天城门中的道德乾坤：“郏鄏城高门倚天，九重踪迹尚依然。须知道德无关锁，一闭乾坤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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