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法门里的藏书楼

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4 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见一个浑身闪闪发光的金人在宫中飞旋。第二天，刘庄召来大臣为其解梦，一位大臣说：“我听说西方有一种叫佛的神，陛下梦见的金人，一定是佛。”汉明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闻听此言后，便派遣使臣蔡音、秦景诸人前往西域天竺国（古印度）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来此游化宣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人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着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佛教、佛像和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由此传入中国。
　　《高僧传》记载说，天竺僧迦什摩腾被汉使迎至洛阳，“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白马寺是东汉国家政权在首都洛阳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也是我国第一座佛寺。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寺院取名“白马寺”。两位高僧于此讲经说法，并译出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及其他佛学著作。
　　这就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此后，佛寺逐步演化为佛教僧人生活、修行场所的统称。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佛经汉译亦为必然。佛教初入中国时，随着西域佛教学者和僧人的相继到来，以洛阳为中心，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佛教典籍剧增;于是，寺内便有了藏经楼（阁）。当时，除寺院外，官府和民间也都收藏佛教典籍。从晋代开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崇佛狂潮，寺院藏书已十分普遍，出现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大藏。
　　寺院为何建藏书楼
　　在古印度，佛教传播处于口耳相传阶段，没有文字记载，自然谈不上寺院藏书。然而在汉传佛教中，寺院的建立基本上是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期发生的，汉传佛教僧人奉行集体修行，寺院是其生活、修行和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僧人对寺院的依赖性较强，寺院的修行功能远远大于生活功能。
　　佛教教义规定，每位修行者必须具备18种物品，亦称18种道具，俗称“头陀十八物”，其中，经书、戒律、佛像、菩萨像是最重要的，须臾不可离身。一个僧人一生中不可能只读一部经书，也不可能随身携带很多经书，暂时不读的经书只能置于寺中。同时，佛教经典是法宝的具体体现，从西域传入的原始佛典与新译出的佛典自然需要统一珍藏，共同敬奉。这样，佛教寺院藏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当寺院所藏经文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寺院藏书楼便应运而生。寺院中存放这些文献的地方就是藏书楼，一般叫藏经阁、藏经殿、藏经楼的比较多。
　　可以说，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伴随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立和译经活动的开展而出现的，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它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组成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寺院的藏书楼什么样
　　藏书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会有收藏经书的藏经阁。那么，寺院中的藏经阁一般建在什么地方？其规制又是怎样的？
　　
　　作为佛寺藏经之处，藏经楼（阁）建筑规制较为统一。它们大多建造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后端，通常为两层。下层多为“千佛阁”，中设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主尊，沿壁立小龛设千佛乃至万佛（万佛阁），象征众佛结集会诵读经;也有居中设三世佛的。在佛阁上层，沿壁立柜橱，安置藏经;中间设条桌，供读经用。这种安排建置为“壁藏”。也有沿壁建成小的楼阁式木制结构以贮放藏经的，被称为“天宫藏”。据佛经说，佛灭后，法经藏于两处：一为龙宫海藏，一为天宫宝藏。天宫，指兜率天弥勒菩萨所住的内院，“天宫藏”就是模仿天宫宝藏的。
　　另有一种“转轮藏”，简称“轮藏”。因为经藏浩淼，普通信众毕其一生也难以通读，况且亦有文盲不能读经，南北朝时，就有寺院创造了“转轮藏”来解决这一问题：特建一间殿阁，常为两三层高，其内部上下通贯。在地下设一个大转轴，轴上安一个八面（或六面）大龛，龛上每面安抽屉储经，此龛能被人力推着转动，转一圈就等于读了一遍经。安转轮藏的殿阁被称为“转轮藏殿”。这种形式一般只有大寺才有。
　　纸书、石经、贝叶经
　　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大多为纸质，也有不少选择丝绢、石头等其他介质来书写经书的。即使同为纸质藏书，也有少许分别，其中一些经书利用特殊材料书写而成。比如，为佛教信徒所推崇的血经，乃用信徒鲜血书写而成。
　　此外，信徒利用丝织品描绘佛、菩萨形象或者经书也十分常见，在女性信徒中更是如此。如《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中记载，玄奘法师曾以绢制作菩萨形象，而且数量极大。
　　由于历史上曾有几次“灭佛”事件，佛教寺院遭到很大破坏，僧侣和居士担心经藏因此而消失于世间，于是，以石为材，在深山洞窟雕刻佛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都是保存下来的石经。最著名的石刻佛经要数隋代保存至今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有1.5 万余石，近千部佛经藏于半地下。它是释智苑及其门人前赴后继的杰出作品，是刻经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见者无不惊叹古圣先贤的专一之功、信仰之力。
　　另外，利用贝叶书写佛经更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间，人们已经学会将经书正式书写在贝叶上。但因为这类佛经或者来源异域，或者原材料不易获取，因而数量有限，在汉地寺院藏书中所占比例不高。然而在我国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寺庙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内地。调查显示，以前西双版纳有佛寺500多座，保存贝叶经多达8.4万多册。
　　除上述数种外，佛教经咒还抄写于幢、幡、宝盖等载体之上。尽管此类佛经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但藏经楼中，此类书陈列在最显眼位置，方便用户阅读，实际效用极佳。
　　“灵隐书藏”杭州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灵隐寺本身就有藏经楼。历史上，灵隐寺收藏的各种佛经佛藏很多，更有御赐官赐经。灵隐寺最具特点的是，除藏经外，还有文人书藏，它也被称为“灵隐书藏”。
　　
　　在寺院藏书楼中，佛教著作一般占整个藏书的绝大部分，但也有一小部分其他种类书籍。这是由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要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同时，僧侣们作为佛教经文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在翻译、注疏经藏时，皆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教徒研读经藏，也需一定的文化知识。另外，古代寺院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地方的文化中心，承担着一部分的教育职能;所以，寺院藏书楼收藏其他类书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文人藏书于寺庙，由来已久。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国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及王朝更替等干扰，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各界人士愿意将私藏赠予寺院收藏，所以，佛教寺院的藏书构成里会有一定数量的非佛教用书。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还包括医书、字书、阴阳、志书、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以及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鉴于佛教的外来性质，数量不一的梵文著作，也是其藏书特色之一。
　　文人书藏为寺院藏书增添了一抹丰富的色彩。唐代白居易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宋代李常，少年时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刻苦攻读，中了进士后，就将自己所读之书存放在白石庵。游宦之时，每得异书，也往往送至该寺宝藏。李常共有9000余卷书被送入白石庵收藏，以供山中读书人自由阅读，人称其为“李氏山房”。李氏山房向全社会开放，这无疑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声。
　　当时的文人不仅将自己的书籍藏于寺中，有些大儒名士还凭借自身影响力推动寺院藏书的发展。如江西义宁州是黄庭坚的家乡，该处有一座云岩禅院，原无经藏。元祐末年，黄庭坚忧居在家，建议该寺藏经。在群策群力之下，最终建起了一座辉煌的藏经楼。
　　自古以来，很多寺院都曾设立过寺学，兼授僧俗生徒，不但培养出刘勰、陆羽等一批具有深厚学养和佛学知识的文化名人，就连后来名重一时的王播、范仲淹、吕蒙正也曾在寺院中借读，与丰富的寺院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寺学教授的内容除佛教知识外，还有儒经、史籍、书仪规范、诗词歌赋等。当时有不少僧人从小学习六经、老庄;于是，译场和寺院中一般也备有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之类的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和其他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学术重点的非佛教著作。凡在寺院中接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对于佛教“三宝”的尊崇与维护都是极其虔诚的，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及传承寺院藏书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寺院藏书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佛教教育反过来又使得寺院藏书长久流传。
　　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后来的灵隐书藏。灵隐书藏的创议人为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主其事者为阮元。阮元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出任浙江督学一职，后任浙江巡抚，他把自己的藏书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藏书，在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木橱存放，还制订了《书藏条例》共9条，希望“山寿书也寿”。
　　当时，建立灵隐书藏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决定在灵隐寺建立书藏，并开始了寺院藏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的尝试。所以这座书藏可看作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藏经洞走出敦煌学
　　11世纪前后，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为避免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受到毁坏，将它们全部封存在第17窟中。而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以掩人耳目。后因僧徒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窟内甬道被风沙淤塞，因此幽闭近800年。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处藏经洞。当时，王圆箓雇了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则命杨果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一日，杨果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时，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告知王圆箓，二人于是破壁探察，由此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他们在洞窟内挖出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
　　有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与佛教传统的“石室藏经”类似。因为佛教寺庙都有专门的藏经之处，所有经藏均放置于一专设的地方;所以，也把它称为“沙漠中的图书馆”“石室宝藏”“石室藏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与一般的藏经楼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争威胁而对佛教宝藏加以藏匿的一种方式。
　　莫高窟藏经洞是我国考古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5/6，其他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