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减灾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在2015年3月9日下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筑牢创新驱动发展基础。他建议，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国家有关规划，将公民科学素养建设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中。
科学素养低与支持科学的矛盾
秦院士的建言基于一类现象。近年来，我国面临对二甲苯（PX）大量进口，一些地方开始引进PX项目，但是在PX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公众坚信“PX剧毒”和其他原因，连续引起多起大规模群体事件，陷入“一闹就停”的尴尬局面，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此外，核电站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等，都面临类似局面。秦院士认为，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不太高，有待提高。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科学判断和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可以从3个方面获得评价，即了解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在调查后，根据这3个方面达标的公众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科学素养是高还是低。
中国已经进行了8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10年11月25日中国科协发布的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镇劳动者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2.37%提高到2010年的4.79%;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2005年的0.72%提高到2010年的1.51%。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与公众科学素养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还是处于低水平状态。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如日本1991年的水平（3%）、加拿大1989年的水平（4%）、欧盟1992年的水平（5%）。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较低是人们不支持PX项目、反对核电、反对转基因等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又与公众显著提高的科学素养有矛盾。例如，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保持积极理性的支持态度，2010年有74.8%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是好处多于坏处”的观点。在对技术应用的看法上，中国有57.2%的公民认为“技术对环境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中国有72.9%的公民认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
另外，中国公众大多支持科技事业并对其充满期望。有77.0%的公民赞成“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的说法;有84.5%的公民赞成“现代科学技术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的看法;有77.6%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一些职业消失，但同时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看法;有88.7%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的看法;有76.9%的公民赞成“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观点。
科学也遭遇信任危机
大部分公众都支持科学并认为科学技术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捷、更舒适，却为何不支持PX项目和核电、转基因等科学项目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目前公众对科学、科学家和政府有一定的不信任。例如，即便科学素养较高的欧洲，公众也在抵制转基因。
当然，公众抵制一些科学项目的确有科学素养不高的原因，但深层原因还在于公众对科学并不完全信任。一些科学项目遭到抵制实际上是一个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公众参与科学和决策的问题，这在学术上的解释是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STPP）问题。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伽莎萝芙曾指出，当科学技术介入公共政策或成果转化时，如果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将带来危险和人类理性上的持久不安。因为，公众担心，政府和科学家联手从自身利益出发所推动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否真的有益于公众和社会，而且，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如何处置和收场。
公众对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将带来危险的事实充斥着人类历史，尤其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19世纪以来，有很多事实根据。公众不仅担心科学带来危险，还担心科学带来人类的毁灭。因为，在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背后处处闪烁着政府和政治的身影，使人们担忧科学与政治结盟所带来的危险。最著名的是原子弹（曼哈顿工程）。直到今天，人们对这类科技项目也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制造原子弹，主要参与者之一爱因斯坦在事后有了很多忏悔。1945年8月6日，爱因斯坦知道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先是极度震惊，然后是深深忏悔。他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而且，爱因斯坦后来还后悔说，“如果当时我知道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方面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话，那我连手指头都不会动一动”。这种对科技的反思和忏悔也延续到今天的科学家。例如，1988年初，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在颁奖仪式的演讲中他称，“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
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的双刃剑效应。但是，也有很多人并不同意爱因斯坦等人的观点，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正是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才加快了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会是另一种方向和进程。如果德国和日本早于美国研发出原子弹并用于战争，今天的人类文明和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了。
到了今天，在科学技术的实施和推广上，同样涉及政府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这也是一种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的现象。PX项目能增加一个地方的GDP，必然会带来政绩，因此，政府和科研人员当然要为其背书和大力推广。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如果GDP增长了，对公众的生活也有好处。但是，公众想要的结果是，政府的政绩和科学家的利益应当与公众的利益，主要是公民的安全有机联系起来，不能只有政绩和科研人员获得利益但伤害公众的利益。
公众也怀疑科学家
原本科学和科学家是公众最为信赖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社会公义和公众健康于不顾时，科学和科学家就不再值得信赖，甚至受到公众抵制。
以转基因研究和项目实施、推广而言，在科学和技术层面，科学家并不会受到怀疑，但是，在伦理层面，公众认为他们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学者罗伯特·金·默顿在其《科学社会学》中提出的4种科学特征或科学精神：普遍主义，即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意在揭示普遍真理;公有主义，即科学家愿意在科学共同体内分享而不是垄断知识，科学家通过对彼此工作的把关而确保了科学共同体的可靠;无私利性，即科学知识并不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有组织的怀疑精神，即科学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和对新成果的建设性批评。科学特征的核心是，把科学看成纯粹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
尽管这些原则也受到质疑和批评，而且也难以全部做到，但是，这4种特征仍然被视为科学家应遵守的原则。现在，一些科研人员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这些科学原则，因而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怀疑和不信任。最根本的是，受利益驱驶，一些研究人员会对研究结果造假，由此，不仅能获得荣誉，也能获得巨大利益。
近年来科研人员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除了日本的小保方晴子造假成为2014年第一造假大案外，2004年2月，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的造假堪称亚洲最大造假。究其原因，造假可以获得名誉和经费。在黄禹锡发表论文后，不仅获得韩国“首席科学家”的头衔，而且获得韩国政府允诺，在2012年之前拨给他1.12亿美元的巨额研究经费。
在科学史上，即便与利益关联不大的受人敬重的科学家也存在惊人的造假。例如，人们熟知的进化论权威达尔文的造假。达尔文在他著名的《人与动物情绪的表达》一书中使用了各种人的面部表情照片，由此，达尔文总结出了人类拥有的几种基本情感：悲伤、喜悦、兴奋、愤怒、轻蔑、厌恶、惊讶、担心、恐惧和害羞等等。
但是，后来从达尔文遗留下来的文献和通信中发现，达尔文在此书中发表的一些照片是那个时代图片修饰的结果，书中的一些人面部表情是用电极刺激面部肌肉群而创造出来的，书中另一张表达嘲笑表情的照片是摄影师雷兰德的妻子专为满足达尔文所需而扮演出来的。另外名声极好的大科学家孟德尔、牛顿、巴斯德、托勒密等人也有造假行为。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很多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真实性。
同样，以目前在中国遭受较大阻力的转基因作物市场化而言，尽管可以认为是公众的科学素养不高，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不太相信从事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认为他们是跨国公司，如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代言人，并得到跨国公司的资助。例如，一些中国转基因专家与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和赞助推进转基因商业化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一位教授的实验室最大合作伙伴是孟山都公司，同时该教授兼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
这种情况至少违背默顿的4种科学特征中的无私利性和公有主义特征，因此公众对转基因研究人员能否保持科学的中立性产生巨大怀疑。由此也自然而然引发了公众怀疑转基因的安全性。当科学研究和推广变成商业行为并演变成疯狂追逐利益之时，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就不再信任了。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向公众解释科学问题，公众的耳朵也恐怕难以听得进去。
所以，科学素养和公众是否相信科学、科学家和政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多管其下，才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并调动公众参与科学的积极性，从而相信科学和依靠科学。由此，科学才会极大地造福于人类。
【责任编辑】张田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