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的中产阶层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存在一个规模达8000万的中间阶层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这里提出中国式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确实已经浮现出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第二、这一阶层的产生背景、人员构成、地区分布以及成长的环境、面临的机遇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拿西方的那些社会分层的理论来按图索骥、认识中国的中产阶层问题。

　　

　　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建构

　　

　　有人曾这样形象地描述了他眼中的中产阶层：

　　年龄在30岁左右，穿着讲究，看各种铜版纸印刷的精美时尚杂志，受过良好教育，有不错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自己驾车或出门就打车，经常出没高尔夫球馆、保龄球球馆、西餐店等时尚场合，参加周末party，言谈中不时夹杂着英语单词。

　　无疑，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层形象，但如何去称呼他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将其称为中间阶层，有人将其称为中产阶层，还有人直接将其称为中产阶级，而我们政府的提法是“中等收入者”。正是这些概念上的混乱，使得许多人不承认当前中国有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认为这不过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伪命题。 “中产阶层”的英文是：midge class，在西方，所指的是社会阶层中既不属于高端，又不属于低端的数量较大的中间部分。它是与顶端(top)与底端(bottom)相对应的社会阶层。

　　但翻译成中文后，就给人的感觉是强调了一个“产”字。其实在美国，年收入在4万到2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都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占到了人口的80％。而且，他们基本上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白领。因为，白领更能够代表一种生活的方式、品味、格调、消费倾向、甚至价值观念。

　　因此，笔者比较赞同对中产阶层做这样一种界定：所谓中产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句话说，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

　　陆学艺等人比较强调职业对于中产阶层的重要性，根据他们的计算，到本世纪初，这个群体已经达到8000万以上。而到现在这一群体已达到2亿以上，能够占到总人口的20％。而且，他预测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3％。而这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个平衡点，中国社会秩序就稳定了。

　　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按照这个标准推算，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是5.04％，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扩大到45％。这组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和上限标准换算而来的。因此，更加强调收入这一指标。

　　最近，周晓虹教授发布了他们课题组的中产阶级研究成果《中国中产阶级调查》。根据他们的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他们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全国5大城市中，该类人口约占11.9％。

　　这样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了呢?笔者以为做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从数量上看，我国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还是太小。一般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如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日本号称“1亿皆中流”，德国中产阶级大约占50％，新加坡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

　　一个社会要成为中产阶层社会，还有很多具体的衡量标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的五条标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2)“白领”社会劳动力是否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3)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4)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0.30之间；(5)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我们离这些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而且，中产阶层社会还不仅是个量的衡量，更应该是一种心态的描述。有一种标准这样描述中产阶级生活：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足；人们的生活愉悦感很强；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有一套公正、公平的价值体系；人们有自己的信仰。这些标准归结为最后的目标：这个社会的成员是幸福的、自豪的、安定的、团结的。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层?

　　

　　既然我们确定存在一个日渐庞大的中产阶层，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哪些人构成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员构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新老中产阶级并存，二是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将中产阶级划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前者是指小企业主、小经营者或农场主等小额资本或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指白领，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在西方，二者的产生前后相距·个世纪以上，所以老中产阶级都已发展成为拥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他们那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几乎就可以等同那些靠出卖专业技能领取薪水的白领。而在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新老中产阶级呈并存发展的态势。

　　中国特有的体制也使得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个群体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可以支配的资源很多，由职务而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可能远超于我们的视野，而且他们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另外，中国中产阶层与政府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而社会学家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

　　正因为中国中产阶层的这种复杂性，周晓虹教授形象地将他们称之为“杂领”(multiplecollars)。综合各项权威的研究，他们大致包括以下群体：

　　(1)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达到243.5万户，从业人员更是高达3409.3万，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2)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到2002年底，总户数达到2377.5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4742.9万；当然，其中有些自雇经营、资本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户谋生艰难，很难称得上是中产阶级。(3)中低层党政干部，以及中小型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外企白领”，特别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6)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高级技工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7)中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师。(8)政府机关或国企的中高级职员。

　　

　　中国式中产阶层向何处去?

　　

　　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的精英阶层和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之间正在走向断裂，中产阶层在逐渐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他们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与上层精英合谋或向上流入精英阶层，大部分则落入底层弱势阶层。难道中国中产阶层真的还没有壮大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吗?

　　客观说，中国中产阶级的发育面临着很好的机遇，既有国内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也有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背景。

　　从国内方面看，执政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产阶层对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随后，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写上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内容，这在1949年后的中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还有，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持积极态度，社会保障体系也开始建立并逐渐完善。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对于中产阶层的发育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舆论环境和制度条件。

　　为什么要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他们对现有的秩序有一种天然的认同倾向。其次，他们自己拥有一定的财产并能从既有的体制中获取稳定的利益，所以他们具有维持现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再次，中产阶层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润滑剂。它联接着社会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是二者的矛盾的缓冲带。如果没有这个缓冲地带，上层和底层直接碰撞，整个社会结构容易走向断裂。在美国，贫富差距也十分显著，基尼系数达到0.45，但是美国社会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人口(80％以上)，所以才能够化解其上下层之间的尖锐矛盾。

　　但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多是制约他们成长的结构性因素，处理不好的话这一阶层真的会有夭折的可能。

　　两级分化与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崛起基本是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是一个中产阶层崛起了，另一方面是最富裕的阶层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急剧拉大了。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4.7，远远超过了国际警界线的4.0。最富有的10％的人平均收入比最穷的10％的人平均收入要高33倍之多，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地区差距也非常大，统计显示，2006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6210美元，天津也突破人均5000美元，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7490美元，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超过4000美元，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却少得可怜，贵州人均不足400美元，内蒙古、甘肃人均也在500美元以下。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和地区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

　　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中产阶层应该是衣食无忧、生活悠闲、讲究品味和生活质量的一帮人，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我国当前的大城市中绝大多数的“自领”都是生活在忧虑和忙碌之中。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涉及民生问题的几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教育成本、房价以及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政府几乎失去了对这些问题的控制能力，导致绝大多数人都在为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奔波。有人戏称它们构成了压在现代人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极大地阻止了绝大部分人进入到中产阶层。

　　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形的，中间大两头小；但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按照陆学艺的说法是个“洋葱”形的，上头小，中间稍大，底下则超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基本都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可以说，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间阶层的扩大就不可能。而要减少农村人口，不得不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由于我国的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转入城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只是他们的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可以考虑的问题。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形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总之，由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当中，所以它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种种考验。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