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人类发展的必然？

目前中国的情况

　　

　　人口类型表示人口年龄结构的状况，有年轻型、老年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成(中)年型。通常把老年人口指数(按≥65岁计)小于4％的称作年轻型人口，达到7％及以上称作老年型人口，4％～7％的称成(中)年型人口。如中国人口1964年的老年人口指数为3.54％，属年轻型，1980年5.57％为成(中)年型，2000年7.10％为老年型。(1866年，第一个步入老年人口的是法国)。

　　人口老化或老龄化指人口中少年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老少比(老年人口指数与少年人口指数之比)增加和中位年龄(把人口按数量分成上下相等部分的年龄)上移的变化过程；与人口老化呈相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为人口年轻化。人口老化、人口年轻化皆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时期指标。人口老化带来的，是老年人口指数的上升和人口类型相应地由年轻型一成(中)年型一老年型的变化，如上述中国老年人口指数、人口类型在1964-1990-2000年发生的变化；与人口年轻化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指数下降，人口类型由老年型一成(中)年型一年轻型的过渡，中国老年人口指数1953年4.48％，1964年降至3.54％，期间人口由成(中)年型转变为年轻型。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如中国≥65岁的老年人口1953年为2540万，1982年为4928万，2000年达8827万。与此同时，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的比重也在增加，1953～2000年，65～69岁老年人的比重由46.36％降至39.40％，≥75岁老年人的比重由22.87％上升到36.63％，这种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比重增加的现象被称作人口的高龄化。

　　

　　寿命延长和节制生育

　　

　　人口老龄化是寿命增加和节制生育的结果。节制生育导致少年人口减少和比例下降，带来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的老化：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增加和比例上升，带来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的老化。近代以前，在人类极其漫长的岁月中，人口处于高死亡一高出生一波动慢增长状态，寿命短和自由生育排除了老龄化在历史上出现的可能性。老龄化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和人口控制引发的一种现代现象。

　　死亡率下降是疾病、瘟疫为医学进步所控制，饥荒、杀婴为有保障的食物供应所有效减弱，战争、动乱为“治平之世”所替代的结果。死亡率的下降，既带来人口寿命的延长，又会导致高出生率下人口数量增长的失控，为此便须有节制生育以应时——由是，从死亡率的下降开始，人口老龄化的两种动力，寿命延长和节制生育便全齐备了。

　　由高死亡、高出生、低增长一低死亡、低出生、低增长的变化称作人口转变或人口革命，死亡率先于出生率的下降则带来人口转变过程中一个时期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在欧洲，人口转变基本是自发的，历时较长且老龄化进程较缓，转变中较快增长的人口数量也因世界人口总量较少和资源相对丰裕以及殖民地的存在和移民(美洲)而成为推动发展的人力资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的人口爆炸性增长，使类似欧洲人口转变的宽松条件消失殆尽——无处可以移民，资源愈加稀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能在国内消化而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于是，人为推动节制生育以加速人口转变便成了一种必须。这样，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便被加快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很年轻，前者老年人口指数为12％(其中瑞典、西班牙、比利时超过17％，意大利达18％)，后者只有5％，2000年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也只相当于1886年法国的水平。

　　

　　高死亡与高出生

　　

　　历史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是相互关联的高死亡、高出生、自由生育，与之伴随的人口急剧波动、社会动乱，和由之带来的人的低寿命。高死亡是饥荒、疾病、瘟疫、战争、杀婴的必然结果并为它们的正反馈所强化；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只见娘生儿，不见儿走路”的高死亡率下，作为“补偿生育”结果的更高的出生率便成为一种必须；为了维持“补偿生育”的进行和更高的出生率，自由生育又成为一种必须，且又因缺乏控制手段而不存在选择。

　　如果只存在高出生率必然带来人口的失控而导致毁灭，即使在极低增长率下，这种结果也是极为可怕的：倘以7‰(当今中国的自然增长率)计，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的1310万人口于今便可达64.47万亿。高死亡在使自由生育、高出生成为必须的同时，又时时刻刻地控制着其带来的人口增长，并通过间断发生的数量剧减，保证人口对其所处环境容量的不超越。历史上人口数量的陡降，在中国是极其显著的：西汉末至东汉初(公元2～30年)的28年中，人口减64％、4046万，年均145万；隋末至唐初(609～624)的15年间，人口减55％、3042万，年均203万；清末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23年间(1851～1874)人口减7325万，年均31837。历史上的文明兴衰，在一定程度上为人口的高死亡率和其同高出生率的矛盾运动所控制。

　　

　　必然趋势与理性选择

　　

　　在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图景：一幅图景是自由生育和高出生，饥荒、疾病、瘟疫、杀婴、战争和高死亡，社会动乱和低寿命——这是一种死亡控制或调节模式；一幅图景是节制生育和低出生，丰衣足食、医学进步和低死亡，治平之世和长寿——这是一种出生控制或调节模式。

　　如果选择是非系统性的(即可在两种模式中选任意项组合)，那么，治平、低死亡、长寿和自由生育的组合便极有可能成为首要选择——治平、低死亡、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由生育则是死亡控制模式下的必须和由之形成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反映。然而，这是一个内在矛盾的：要素对立的组合：为长寿所必须的低死亡同带来高出生的自由生育的并存，则意味着人口的必然失控；为避免人口的失控，便必须引进高死亡，而高死亡和其内涵的饥荒、战争等又是对长寿和治平的否定。

　　显然，死亡调节同出生调节是两种要素各自内在关联藕合、系统自冶而又互不相容的模式，不能作要素的任意组合而须进行非此即彼的系统选择。由是，对长寿的追求、乐为治平之民和其对节制生育、低出生率的必须，便使出生调节模式成为必要的、理性的选择。当我们选择了长寿、节制生育的出生调节模式时，便是选择了人口老龄化，同时，也把必然性赋予了老龄化并使其同样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人类寿命随死亡率下降的延长，医学进步对延长寿命的支持和以协调人口与环境关系为宗旨的节制生育、人口控制的长期性，则使老龄化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关于人口老龄化持续的时间，从金字塔底部的老化看，取决于对一个处于“零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并保持不变)状态人口规模的预期——当希望保持一个小规模的“零增长”状态人口时，老龄化持续的时间便要长；在允许保持一个较大规模人口时，老龄化持续的时间便短。就金字塔顶部的老化而言，对长寿没有止境的追求使老龄化同样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随着实际寿命对理论寿命(在理想环境下为遗传规定的最大存活时间)的逼近和死亡率的相应上升，老龄化的进程将愈趋缓慢。

　　

　　　文明的藏体，增长的代价

　　

　　“白发浪潮”表达了人们对老龄化的关注和所带来问题的担忧，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而正确的认识则为积极的应对所必须。第一，人口老龄化标志、体现、承载和保证着文明和进步。从作为人类寿命延长的结果看，老龄化标志、体现着文明和进步；在人口过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就以协调人口与环境关系为宗旨的节制生育的结果而言，老龄化承载、保证着文明和进步。第二，“没有免费的午餐”，老龄化既是在为人类寿命的延长理单，也是超越环境容量的人口增长——人们曾得益于其所带来的年轻化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责任编辑]　林　京的词语。

　　

　　方言催生普通话

　　

　　分属七大方言区的人们各说自己的方言，交流起来便基本形如外语，互相听不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普通话就出现了，只不过最初它的名称不叫“普通话”。

　　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社会交际必须使用一种统一的共同语。春秋时代，这种共同语被称作“雅言”。孔子在读古书、行古礼时就使用雅言。汉民族共同语往后发展，到汉代在杨雄的《方言》一书里被称为“通语”，明代改称为“官话”，辛亥革命后又称为“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确定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有着历史、政治的原因。北京是辽、金、元、明、清的都城，近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北京话被称为“官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据考证，至少从明初以来，北京话就已经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表。再加上宋元话本、明清白话小说等用北方方言写的文学作品有很大影响，因而北方方言就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音就成为共同语的标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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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方富还是不同语言?

　　说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的人相互间可以通话，但这些却是不同的语言。德语各方言、特别是汉语各方言间的差别比上述诸斯拉夫语言的差别大得多，相互间很难通话，或者说根本不能通话，但却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方言。

　　确定方言身份，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统一的社会和语言本身的差异。社会统一，但是语言没有差异，自然谈不上有方言存在；同源而有差异的语言如果不是从属于一个统一的社会，一般不能算作方言，而要算作不同的语言。比如上面说到的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都属于斯拉夫语，但是使用它们的人分属不同的民族，各自组成独立的社会，所以它们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

　　不过也确有两个或几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的情况，例如美国和英国都说英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分化，不断扩大分歧。现在的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已经有了一些显著的差别，有些人甚至认为美国英语已是“美语(American)”，而不是“英语(English)”。

　　[责任编辑]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