叱咤风云的上海商会

最近，电视剧《上海王》在各大电视台上演，收视火爆。该剧以民国时期上海滩为历史背景，剧中的爱恨情仇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其实，该剧还隐藏着一个主角一一浦江商会。剧中的《上海王》就是指“浦江商会”的会长。为了能当上会长，剧中人物展开了殊死搏斗。因为只要坐上“浦江商会”的头把交椅，就可以在上海滩叱咤风云，那么，“浦江商会”有没有原型?如果有，那它是怎么建立的?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第一商会”的诞生

　　

　　“浦江商会”在现实中的原型——上海商会组织，早在晚清就出现了。1902年1月，清政府委任盛宣怀为驻守上海的会办商务大臣，准备与各国修订商约。盛宣怀接禀后，立即上奏清政府，比较中外、分析利弊、陈明切要，提出“远视西制，近采舆论，商会之设诚非缓图”，不然“彼团结而我散漫，彼谙熟而我生疏，彼尽得要领而事事占先，我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日复一日，驯至利权坐失”，并授意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借修约之机，设法图新图治，建立华商自己的总会，“协力同群，悉心抵制洋商，确保华商的利益”。同年2月22日，正式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任务为修订商约采择众议，提供咨询。1904年6月5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照部定章程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上海商会的最早组织名称和组成形式，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商会，故有“第一商会”之称。

　　1911年，一批江浙籍绅商认为上海商务总会系清朝商部立案，应予取消，决议设立上海商务公所。上海商务公所的出现，使它与上海商务总会形成两个对峙的商会。谁存谁废，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后经双方多次切磋，达成共识，决定合并改组，重新组建为“上海总商会”。1928年12月，总商会鉴于上海称为特别市，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总商会，获政府批准。

　　1929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其时，上海市区域的商人团体有上海总商会、沪南商会、闸北商会、商民协会等261个，这些组织产生的时间和依据的法令政令各不相同，经常发生组织分歧。同年5月2日，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简称市商整会)成立，全市所有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1930年6月，上海市商会成立。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商会奉令接收汪伪市商会，恢复市商会原有组织体系。

　　

　　封建与近代的双重性

　　

　　“浦江商会”的组织机制带有浓厚的帮会封建色彩，创立初期的上海商会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上海商会就是从原来上海滩的行帮公所发展演变而来。各行各帮实际上仍是商会的基本力量，而不像西方商会那样，纯粹代表企业家的利益。这也决定了上海商会不可能真正保障个体商人而只能保护一行一帮的利益。每当个体商户与行帮利益发生冲突时，总会优先考虑的是行帮的利益。

　　20世纪初期，上海总商会就始终保持着一种绅商领导体制。绅商，是具有封建士绅和工商业者双重身份的特殊社会阶层。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新旧两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思想特征，既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要求，又有与封建经济难舍难分的瓜葛牵连。因此，在绅商领导体制下的上海商会，尽管在其章程中订立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条文，但实施起来，却步履艰难。其大量的会务活动，停留在以其介于官、商之间的特殊社会身份，沟通官、商之间的谅解和联系；以及排解华商与洋商之间和华商内部发生的商事纠葛。在这一点上，上海商会迈不开步子，走不上新路，经常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而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掀起一股社会革新潮流。在此背景下，上海总商会保持了18年之久的绅商领导体制发生了动摇。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换届，社会舆论普遍关注在社会革新潮流冲击和推动下的这次选举。原会董大部分已连任过一届，按民国政府颁布的《商会法》规定已不具备参加选举资格，33名会董中有31人更换。经过选举，由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有的绅商领导体制。新当选会长聂云台是恒丰纱厂董事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副会长秦润卿是福源钱庄经理，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前者是留过洋的纺织工业家，后者是具有革新意识的金融家，改变了总商会的领导权长期为绅商主持的局面。进入这届会董会的工业家、银行家有14名，占会董数的40％。这意味着上海工商界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改革为落后于时代的上海总商会赓续了新的生命，上海商会进入历史上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

　　

　　风云激荡中的上海商会

　　

　　上海商会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远比《上海王》叙述的大得多。上海商务总会存在的7年里，有两件事尤为突出。一件事是1905年4月，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并虐待华工，激起民族愤慨。上海商务总会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迫使清政府未敢与美国政府续签《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亦称“华工禁约”)。另一件事是1908年，上海部分棉花、纱布、煤等行业商人，因经营不善并兼做股票投机，使企业负债累累，或潜逃或破产，导致与他们有借贷关系的钱庄出现倒账，引起在沪外国银行撤回放款的白银500万两，市面出现危机。上海商务总会以财产相抵押，与上海道联合担保，向汇丰银行、江苏藩库借银合计300万两，用以接济市面，表现出它在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保护华商利益以及挽救金融危机的能力。

　　辛亥革命以前，上海商务总会便组建了华商体操会。华商体操会与租界工部局签约，挑选优秀队员加入万国商团，组成万国商团中华队。1911年9月，万国商团中华队与上海商界各业商团组成上海商团。以上海商团为主力的起义军攻下了上海最后一个清政府的军事重地江南制造局，从而使革命党人陈其美等成功地光复上海。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上海总商会通过常会发表“佳电”，主张由中国和日本携手直接交涉青岛问题，这无异是承认日本有处理青岛的权利。舆论大哗，各方纷纷指责，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在一片诘责声中提出辞职。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地的中小商人以“匹夫之责，愤发图强，共谋救国，为我商人自己争人格”为号召，纷纷用马路或区域命名组建马路商会。同年10月在各马路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闸北商界组成闸北商业公会(闸北商会的前身)。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市商会即发出通告，号召全市罢市3天，并动员民众把军事和生活物资支援沪地抗日军队。同时市商会还与其他团体联合组成“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向各界征集捐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物资。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市商会号召全市工商界努力生产，增强抗日力量，组织各业支援前线，供应军需，捐衣捐药，募捐金银，认购公债，并通告各业将日货一律登记处理，向日商订货的契约一律取消，用行动履行着爱国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