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福建商帮

清末民初，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官大看北京，钱多数福建。”这是对福建商帮曾经创造的辉煌的最好写照。福建商帮，简称闽商，即福建商人，一般说，应当包括海内外所有闽籍经商人士。

　　

　　商帮形成

　　

　　《山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福建人与生俱来同海洋为伴，闽商的发展也与大海息息相关。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的意识，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

　　闽人经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从南朝末期开始，除进行国内的商业活动外，还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闽人的崇商意识发端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他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使之成为南北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代曾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使“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因闽地“负山环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剥削的苛重，闽人为了谋生而“轻生死”，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瓷器、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福州或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运销世界各地。有些商人因经商需求，开始定居异国他邦。长而久之、代代相传，福建商人成为侨居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人曾经这样形容闽籍商人：“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这些闽籍华人资产存量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经商有方，顺势有为，不断积累财富，拓展商贸活动，商业资本十分活跃。

　　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闽商成为与晋商、徽商、粤商、’浙商、滇商齐名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这时期，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就是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从地域而言，闽商又派生为福州、泉州、兴化、延平、漳州、宁德等商帮。在这些商帮中，以福州和泉州最为重要，是闽商的杰出代表。从19世纪末至今，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可圈可点的领军风云人物。如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被称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有印尼华商、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誉为“世界糖王”，后因香格里拉酒店而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等。

　　

　　帮派林立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所以福建人经商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门道、各有其不同的组织。如果以地缘来划分，福建商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

　　闽南商帮在向海外贸易时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闽南商帮往往凭借家族的势力行商，并积极争取得到官方和乡族势力的支持，如明末泉州的郑芝龙海商集团依靠官府的支持，最终夺得东南海上的贸易大权。在向海外进行贸易时，闽南商帮也不放弃国内市场，闽南商帮利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优势，基本上垄断了对台贸易，如从宋代起，闽台贸易是在泉州港和台北港进行，明代拓展到漳州的月港、晋江的安平、惠安的獭窟、厦门附近’的嵩屿、浯屿、曾厝和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对渡，甲午战争后，厦台航线虽由日本专营，但常有内河小轮船在泉、漳一带转运对台物资。抗战胜利后，在外地经商的闽南商帮凭着自身优势参加对台贸易，如在上海经商的泉州人租用货船，往返于泉州、厦门、上海、台湾之间。在对台贸易的闽南商帮中，经营的项目也有所侧重，如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等。

　　福州商帮因其经营项目不同，帮派名目繁多，近现代时最多达200多个，如纸帮、木帮、油帮、茶帮、果子帮、锡青帮等，各帮都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其中资金最为雄厚的如茶帮，在福州有固定牌号的约40余家，每家资金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福州商帮善于根据对方需要组织货源，如台湾渔民喜用茶子饼喂鱼，福州商帮常从古田、闽清、永泰等地组织茶子饼等货源到台湾，20世纪早期每年高达四、五千吨。

　　兴化(莆仙)商帮仅次于闽南、福州商帮，在福建商帮中别有特色。兴化商帮在莆仙地区形成了几个繁荣的商业区，如涵江区曾被称为“小香港”，经商者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兴化商帮更善于向国内其他地方拓展，并形成其鲜明特点，据莆田市文史资料第二辑《兴化商帮在福州》介绍，兴化商帮在福州经营的特点有五，一是经营的业务广泛，如南北货、食糖、烟叶、棉布、鞭炮、桔饼等；二是开设钱庄，如仙游林云阶、林阿贵开设天吉钱庄；三是组织运输；四是行帮组织繁多，如经营南北货的有“锦远堂”，经营食糖的有“聚星堂”，制造桔饼的有“浚星堂”，烟帮有“加兰堂”，经纪人有“怀远堂”等；五是帮内活动频繁，以此增加凝聚力，如庆赞、办学、帮助同乡处理疾病丧葬等，莆田商人在国内的延伸力极强，无论天山南北，长城内外，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经商理念

　　

　　福建文化具有极强区域性。福建不同区域人的不同性格，对他们从商的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如福州人生性谨慎，讲究实效实惠，做每一件事要先估量一下有没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对那种“猪宰白讲价”(指猪宰好削毛后才讲价，失去主动权)的没把握之事，一般都慎之又慎。同属福州文化区的邻近几个县的商人，由于文化性格的差异，其成就也不一样。如福清人善行贾，但福清人爱面子，场面上要讲得过去，做生意赚了钱后，热衷于搞排场、演戏、请客、办酒席、盖房子，而不是投入再创业。再如长乐人历来有出海行商传统，《长乐市志》称“近海之民，走海如鹭。”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从长乐出发的，长乐人极富冒险精神，出海外成为一种时尚，即使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外讨生活。

　　闽南文化区的商人因文化性格不同，在经商上也有很大差异，如泉南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特别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入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不仅敢冒险，还善于经商，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泉南人赚了钱后，不是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泉南人注重商业信誉，守条约，不失信，所以泉南商人中成大富翁的远远比其他几个区域商人多。兴化(莆仙)人虽素有经商传统，但由于太节俭，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兴化商人认为苦是天经地义的，做生意不仅靠头脑，还靠韧劲，有时为了推销商品，硬是不顾别人白眼，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与隔壁晋江、石狮一带商人一掷千金的豪举，有着天壤之别。兴化商人对外界保持一定警觉，往往喜欢生活在老乡的圈子里，在外时很“抱团”，只要一个兴化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而出。

　　

　　三山食馆

　　

　　明清以来，由于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将主要的目标转向国内市场的开拓，活跃在当时中国许多重要的城市和商业口岸。相应地他们也在这些城镇和口岸建立了自己的会馆，至今在上海南浦大桥附近众多高大楼群间，还有这么一座外表并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名为“三山会馆”。它是公元1897年在上海经营果桔生意的福建商人投资兴建的。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会馆遍及全国13个省市，其中确切可考且又直接以会馆或公所为名的就达39个。

　　

　　(文章代码：1827)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