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封与封册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凡帝王祭告天地宗庙，选立后妃和任命诸王大臣，或向异姓王、宗族、嫔妃授予爵位及名号时，均要举行一套相应的典礼仪式。由此而形成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即“册封”，或称“册命”。在举行册封典礼仪式时，册是作为赐赠名号、爵位等的文书凭证，故称封册，亦称册书。

　　册封制度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产生。在殷墟考古中，出土的甲骨卜辞上，就有“用再册”的记载。爯，又释为偶，是“称”的本字。“再，并举也。”“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说文解字》)在卜辞中，有一个甲骨文字(图1)，是

　　

　　

　　这一制度沿续至西周时期，又成为礼仪制度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据文献资料记载，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五等爵制，在西周时期已经建立，并十分完善。“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王制》)。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常见册命的记载，有的就是一篇册命。如据传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鼎腹内的32行、499个字的铭文，就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图2)铭文首先追述了周文王、武王立国时，君臣相济，政治清平的政局。随后便记载了周宣王册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册命特别强调凡未经毛公同意之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公(执事官)不予奉行；之后还有周宣王的告诫、勉励之词。作为等级、地位的象征，周宜王还赏赐毛公租鬯(祭祀专用的酒)、命服、车马、兵器等物。铭文以“王若日”作为起始，即为史官代周王宣命之意。文中各段则以“王曰”开始，即为周宣王册命的内容。

　　

　　此后直至清朝末年，历朝历代一直沿袭着这项制度和相应的仪式。在帝王向诸王、大臣、后妃等授予爵位、封号时，均由主持仪式的官员面对受封者，宣读册文。待册封仪式结束后，便将册书与印玺一同交给受封者，作为他受封的凭证和信物，永久保存。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详细记载了唐《开元礼》关于皇帝纳后礼的规定。其中有册后，即册封皇后的礼仪。唐朝的册后礼以太尉为使臣，宗正卿为副使。册后之日，使与副使到后氏家，先在门外停息。待通报主人(后氏之父)后，使与副使一行手捧皇帝赐封的典册、备物等进入门内。仪式开始后，随使臣同来的宫中女官入闺阁(即绣房)，侍奉后氏佩戴宫中事先送来的首饰，更换袆衣(皇后专用的礼服，上绣五彩雉图案)。然后在女官的引导下，后氏出阁，立于庭院之中，面背、跪拜。使臣手捧封册，宣读册文。册书宣读结束，后氏跪接封册及其他信物，这表示她正式成为皇后。此后，她便以皇后的身份入座，再接受在场所有官员的拜礼和祝贺。仪式遂告结束。

　　在册封制度中，因册封的对象地位不同，封册还有质地的区别。如“郊祀、宗庙、太子皆用玉册，皇后用金册，宰相、贵妃皆用竹册”(朱熹《朱子全书·历代·宋》)。清朝规定，册封亲王、世子和他们福晋时，封册用金质饰金；册封郡王、郡王福晋时，封册用银质饰金。选用不同质地的材料制作封册，旨在表明受封者地位的高下。 2001年，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东南部的瑜灵山发现并发掘了明梁庄王墓。梁庄王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朱瞻垍，生于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瞻垍被册封为梁王。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十二，他“患疾以薨”，谥号为“庄”，故后人称“梁庄王”。该墓为梁庄王与王妃魏氏的合葬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就有一件王妃魏氏的封册。

　　这件封册是魏氏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被册封为梁王妃的文书凭证。封册为银鎏金，由2块相同的长方形鎏金银板扣合而成。银板每块长23厘米、宽9.1厘米、厚0.4厘米，重1839.8克。板内铸有册文：“维宜德八年岁次癸丑七月壬子朔，越三日甲寅，皇帝制曰：‘朕惟太祖高皇帝之制，封建诸王必选贤女为之配。朕弟梁王，年已长成，尔魏氏乃南城兵马指挥魏亨之女，今特授以金册立为梁王妃，尔尚谨遵妇道，内助家邦，敬哉。”’

　　明梁王妃魏氏封册的出土，使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古代封册的基本形制和册文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包括册封的时间、受封者的出身、册封的名号，以及勉励的话语等。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十分重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为了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利益，于顺治十年(1653年)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先后册封了藏传佛教的两位宗教首领，分别授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尼”的封号。在为他们各自举行的册封仪式上，分别赐予金册、金印等(图3)。并规定，以后凡遇达赖或班禅转世，清政府在经过金瓶掣签，确认转世灵童后，都要再行册封。现存的这些清朝皇帝颁发的金册，既反映册封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文章代码：0826)

　　

　　

　　[责任编辑]常汝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