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谈——墨

在我国，每当走进文人雅士的书房，常能闻到一股沁人的墨香。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墨与我们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追根溯源

　　

　　先人用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用于图画、装饰之墨，当出自天然。发明文字后，墨被用作书写材料，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中，除大量镌刻的文字外，也发现有不少朱书与墨书的痕迹。后经科学鉴定，甲骨上的红色笔迹为朱砂，墨色笔迹则为单质碳素，这可视为先人于殷商时代便已掌握天然墨性能并用于书写文字之例证。

　　西周时，人工墨开始出现。据明代朱常涝《述古书法纂》载，西周宣王时，“刑夷使制墨，字从墨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人造墨的最早记录。但由于明末与西周相隔2000余年，此说不可轻信。在有徽墨故乡之称的安徽歙县、休宁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刑夷在河边洗手时，看见河中漂浮着一块松炭，随手捡起，手顿时被染黑。取之回家，捣碎成灰，用水和之而不凝结，随手用粥饭拌和，效果很好。刑夷用手搓成扁状或圆形的块状，人工墨乃成。此说真假不必深究，但先人掌握造墨之法，肯定经过这样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西周初期，社会经济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文字开始广泛使用，并出现了最早的竹、木简书，其字迹均为笔墨书写。西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写道：周时“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因此，该时期出现最早人工墨的可能性很大。

　　春秋战国时期，墨已被广泛用于书写文字。人工墨因质量优于天然墨，而逐渐被接受并得到推广。秦汉时期，以松烟墨为代表的人工造墨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东汉时，出现了墨模，使墨的外观式样趋于规整，这在中国制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代制墨业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知名墨工和名墨产地。因汉代以今陕西一带为政治文化中心，当地又拥有大片松林，所以名墨产地主要集中在扶风(今陕西凤翔)、陯麋(今陕西千阳)、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尤以隃麋之墨为贵。

　　魏晋南北朝时期，松烟墨工艺进一步走向成熟。魏初，在汉代烧松取烟制墨的基础上，全面改进生产流程和配料，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其间以韦诞贡献最著。韦诞，字仲将，京兆人(今陕西西安)，其制墨法“……以好纯松烟干捣，以细绢篦于缸中，篦去草芥。……以珍珠一两，麝香一两……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亦善。”首开配以贵重药物制墨之先河。

　　南北朝时期，易水(今河北易县)出产之“易墨”崭露头角。易水流域多古松，墨工用之以成佳墨，深受书家青睐。易墨逐渐成为北方墨的代表。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书画艺术的繁荣，制墨业得到空前发展。唐朝前期，北方墨一直充作贡品以满足宫廷御用，墨业市场上几无二类。制墨良工师艺徒继，父业子承，呈现繁荣之势。

　　

　　更进一步

　　

　　唐中叶至唐末，藩镇之乱，征战连年，人口大量迁徙，经济重心南移。本为制墨能工的奚超、奚廷圭父子举家由河北易水(今易县)南迁途中，为歙州青山秀水所吸引，遂家焉。他们以皖南古松为原料，又将捣松、和胶等技术加以改进，摸索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香味浓郁、久不褪色之佳墨。南唐后主李煜，雅好丹青，召廷圭为宫廷墨官，并赐国姓为李。由是奚廷圭更名李廷圭，成为墨家宗师。

　　宋代文化繁荣，制墨业亦随之大盛。出现了“徽人家传户习”、“新安人例工制墨”的局面。黟县张遇、黄山沈桂、新安吴滋与歙州潘谷，皆是当时制墨翘楚。四家之墨各具特色，斗艳争奇。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歙州更名为徽州，诸家之墨遂统称徽墨，并相沿至今。

　　明代文人兼作制墨成为一时风气。特别是嘉靖到万历年间，工商业长足发展，制墨业竞争激烈，并行销全国乃至海外。据明末著名墨工麻三衡所撰《墨志》载，明代徽州制墨作坊达120余家。从工艺方面考察，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并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10余种贵重原料，不仅质量精良，且墨谱、墨模的雕刻技艺亦极尽其美，堪称空前绝后。

　　

　　墨之种类

　　

　　以制作材料论，墨有漆烟、油烟、松烟、全烟、净烟、减胶、加香等种类。漆烟墨之上品，乃用桐油烟、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10余种名贵材料制成。而徽墨素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等特点，更有“一点如漆、万载存真”之美誉，是书画家的必备用品。

　　以用途区分，墨大体可分为贡墨、文人自制墨、集锦墨与零锭墨等类别，各擅其美。据《歙县志·食货志》载，墨除供品外，可分为文人自怡、好事精鉴、市斋名世三大宗。其中贡墨与文人自制墨为歙县墨商把持，集锦墨为休宁商人所操控，而零锭墨即平民用墨则由婺源墨商掌握。歙县曹素功、汪节庵，绩溪汪近圣与后起之秀休宁胡开文，并称为清代四大造墨名家。由于胡开文的崛起，休宁夺取了歙商制墨的领地。

　　早期文人自制墨，以南唐韩熙载制“麝香月”墨与宋代苏轼制“雪堂义墨”为代表。时至清代，文人自制墨达到高峰。大批文人雅士、书画名宿、社会名流纷纷将自己的情趣、爱好、追求，寄托于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具中，自行设计墨的款式、造型、图案，再交由指定的墨店生产。文人自制墨是作为赠人或自存的佳品。其形状不仅有长方形，还有古钱形、瓦当形、仿古器形、古琴形、银锭形等，不一而足，甚具情调。

　　从文化品位与含量角度考察，自制墨最能体现士林雅趣。文人学者、书画名流、达官士绅往往要求墨家按自己的意愿情趣订制、题铭，甚至自己亲手制作，文化主体性甚强。因是按需订制小批量生产而需要刻模，所以其烟料、花纹、做工精致周到，多因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宜书宜画等优势而备受青睐，成为后人苦苦寻觅的精品。清代，文人自制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突破了前人窠臼，大大提高了墨文化的内涵和品位。题铭内容或反思历史，彻悟人生；或期许腾达，盼望长寿；或寄托情怀，自矜清高；或洁身自好，孤芳自赏；或吟风弄月，感物伤怀等等，全面反映出传统时代文人雅士的真实心态。

　　

　　墨之功用

　　

　　毋庸置疑，墨的功用首在书写。届时需要研墨。步骤是先将清水滴入砚池(亦称墨海)，一手执墨，便可研磨。食指要放在墨顶，拇指与中指夹在墨条的两侧，使之与砚池摩擦。开始时按压稍重，研磨时用力要轻，且既慢又匀。所谓“磨墨如病”，意指迟缓之节奏也。所用之水，最好是井水、泉水，要新鲜清澈。反复研磨，墨汁可成。砚池之宿墨腐败后须清除洗净，不应加水再磨，不然徒劳无益。墨的浓度，因用途不同而稍有差异，过浓则枯涩，过淡则洇纸。中华自古“书画同源”，尤其在国画领域，有“墨分五色”之说，用不同层次的墨色即“浓、淡、干、湿、焦”来表现自然界缤纷的色彩，而五色之分，关键便在于墨之浓度。

　　在医学领域，墨曾长期被用作中药以疗疾。据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病》载，鲁迅之父因病吐血，“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看来还是有些效力。

　　从实用角度言之，墨汁的发明可谓功莫大焉。清同治四年(1865年)，湖南湘乡书生谢松岱来京就读于国子监，因深感研墨受取水、砚台和温度等条件制约，又耗时不便，若需急用，难免手忙脚乱，有失大雅也。松岱经过“屡试屡误、屡误屡悟”，终于研制出可以与墨锭媲美的墨汁，墨色光洁，耐水性强，不洇纸，不褪色，幽香沁人，使用方便。于北京外城琉璃厂开店销售，并很快被使用者接受并获好评。松岱自书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并取联首各一字，取店名为“一得阁”。“一得阁墨汁”之创，具有划时代意义，并一举名扬于天下，产品遍布神州大地及海外。作为老字号与文化品牌，“一得阁”至今仍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墨与文人雅士朝夕相伴，难舍难离，在记述历史、传播文明、抒发情感、承载艺术等方面助人多多，形成了完备高深的中华墨文化系列。而今，因书写方式的改变，尤其是电脑的应用，作为我们老友的墨，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甚至难觅芳踪。但我们不会忘记它曾为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而认真梳理其来龙去脉并呈现给读者，无疑也是弘扬墨德、延续墨趣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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