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地图之美

在古代，先民们在器皿或岩石上绘制质朴的图画，以此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简单、粗糙的图画承载着延续文明的使命，部分图画演变成了文字，而另一些表示一个区域地理信息的图画则成为了地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具有独特的文化发展脉络，地图的发展亦是如此。

　　古籍窥影

　　由于年代久远，传世的早期古地图已是凤毛麟角，且完整度极低，不过人们通过古籍的记载，还是可以去发现一些早期地图的印记。相传大禹铸九鼎，将各地山川与物产铸于其上，作为拥九州之象征。《左传·宣公三年》便记载了楚庄王“问鼎”之事，可见地图对于当时中国政治活动象征意义重大。虽不见“地图”字样的出现，但据说九鼎之上的图案已十分详尽，记录了河流、湖泊、山林、道路等信息，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地理方位的指示作用。到了战国时期，《管子》中已专门设立“地图篇”，其中不但对道路、河流、丘陵、山脉、城池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也出现了“地图”的概念。“地图篇”还将军事活动与地图的使用充分结合，阐述了如何利用地图进行军事行动，并利用地形指挥军队攻守，充分体现了地图在中国古代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记录下祖先智慧的珍贵地图已经消散在历史尘埃之中，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古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努力追根溯源。由这些简略的地图可知，战国之前的地图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已有相当大的作用和意义，并为中国地图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

　　被时间尘封的早期地图

　　文字的描述即便详尽，终究无法展现出地图的形象，古地图的出土和发现让我们可以亲眼鉴证其发展的真实轨迹。《兆域图》1983年出土于河北省，是中国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地图（距今约2400多年），早于古罗马帝国最早的地图600年之久。《兆域图》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贵

　　族墓穴的设计图，但它已具备了地图的特征。《兆域图》也是我国最早采用比例尺绘制方法的地图，它的发现将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大大提前，是中国地图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1986年出土于甘肃的《放马滩地图》则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对于地图的要求和标准。这幅地图线条清晰，用墨线绘制于4块松木板的两面，是对当时地区水系的一个总体描述。通过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相比较，考古学家判断出此图是通过实地测量绘制而成，并通过地图间的互相拼接形成了区域地图和总体地图的切换。除此之外，符号的出现更突显出这张地图的珍贵价值，地形、水系、居民点、交通线等地理要素均使用地图符号标出，这不但丰富了地图的内容和可读性，也代表着中国古地图绘制方式的一大进步。

　　长沙马王堆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其中出土的3幅汉墓地图亦是中国汉代地图的代表之作。3幅地图均用颜料绘于锦帛之上，虽历经千年沧桑，但经恢复后发现，其精准的测绘和统一的图例体现了汉代制图的高超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毫不逊色于千年之后明清时期的地图。

　　中国的制图理论与技术

　　随着地图测量技术和绘制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地图的学术理论体系也逐步形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西晋时期的学者裴秀，以及其提出的“制图六体”理论。“制图六体”分别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与今天的比例尺、方位、道路里程、地势高低、角度、弯曲度等地图测绘内容极为相似。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裴秀绘制出了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但随着西晋灭亡，地图集因分裂、战乱而流失。万幸的是“制图六体”及其相关的制图理论却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国地图绘制的标准。

　　与“制图六体”同时代出现的“计里画方”制图法同样出自于裴秀。他通过缩编《天下大图》，完成了《方丈图》。此图虽然同样失传，但“计里画方”方法得以保留并广泛运用。“计里画方”是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相当于现代地形图上的方里网格，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在藏于西安碑林的宋代石刻《禹迹图》上“计里画方”的制图技术清晰可见。图上有“计里画方”的格网形式和“每方折地百里”的详细记注。这些方格纵横等距，呈直线交叉状，既可以表示一定的比例尺还可以确定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使得地图的绘制更加精准。《禹迹图》的轮廓已经与今天所绘制的现代地图十分相近。

　　山水写意式的绘画技艺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影响，地图的绘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山水写意绘图

　　风格，并流传后世。

　　碑刻地图的繁荣

　　受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的影响，以及“计里画方”方法的广泛运用，中国地图绘制在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与之前各代流传下来的地图作品寥寥可数不同，这一时期众多测量准确、绘制精良的地图一直保存至今。

　　收藏于西安碑林的两幅宋代碑刻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是传世的石刻地图中最早的两幅，有趣的是它们竟然背对背刻于同一块石碑两面之上。这两幅图是中国古代全国地图的典型代表，相传是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和宋代沈括《守令图》为原本刻制的。《华夷图》的内容以中国为主，但是用文字标示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其大致轮廓与现代地图相符，所绘地点的相对位置也基本与现实符合，在同时代的作品中水平较高。

　　此外，发现于四川省荣县文庙的碑刻地图《九域守令图》以及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地理图》《平江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刻在石碑上的地图虽然不便于携带，但是更容易保存，正是这些碑刻地图使我们看到了古代不同时期地图学发展的成就。

　　元明时期的制图高峰

　　元明时期，中国经历较长时间的统一，地图的绘制也在经历了唐宋的积淀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的成功绘制，对后来的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明代制图走向了成熟、实用的阶段。明代以《舆地图》为基础，或直接参考，或间接引用绘制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地图。

　　罗洪先的《广舆图》与陈祖绶的《皇明职方地图》较为引人注目，是明代重要的两本综合性地图集，其中《广舆图》更是保存至今的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这两本地图集元明诸地图之精华，采用“计里画方”法，各有自己的图例系统，将地图分门别类编订成集。除政区地图之外还有与军事、经济、运输、河流、山脉、其他国家等内容相关的专题地图。内容的涵盖面极广，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的地图绘制水平，还能通过这两本地图集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这两本地图集与《舆地图》一起，构成了明代地图体系的三大支柱。

　　曲折的“西学东渐”之路

　　明朝中后期，西方的制图学随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而被引入中国，但是并未引起中国地图绘制的根本性变革。当时的许多人也只是把西方的制图学当作一种异说，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对待之。

　　到了清代，在传统地图绘制几乎止步不前的情况下，由统治者发起的运用西方制图技术来进行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为中国的地图学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被称为清廷三大实测地图。这三幅地图均建立在全国范围的测绘基础之上，运用了经纬度概念和西方投影技术等先进的制图技术，使中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达到了巅峰。但是这一优势未能延续下去。“康乾盛世”过后，清朝统治者无心也无力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测绘，这些制图技术也并未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到清朝后期，这三大实测地图竟早已被人遗忘。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