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罢工与西方福利制度

2010年10月19日,法国爆发上百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罢工,抗议萨科奇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当天,法国三分之一的航班停飞,上千所加油站关门,卡车司机慢行堵塞高速公路,影响波及全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法国人第一次示威抗议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了。去年1月29日,法国各大工会组织了250万人的示威游行:今年3月23日,法国180个城市的民众又为此走上街头;6月24日,法国再次爆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参加者超过百万。尽管备受争议的法国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于10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以336票对233票的表决结果最终获得通过。然而,立法程序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针对此项改革的抗议风潮会就此结束,法国工会宣称近期还将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游行。其实,法国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触动福利制度,招致广大民众不满。这些现象在西方高福利国家都曾出现过,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从摇篮到坟墓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于1942年问世,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普享性原则,即所有公民不论何种职业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英国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二战结束后到50年代,这一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具体而言,“福利国家”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社会保险是政府以法律形式强制公民在就业期间按其工资的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的社会保险税,用于投保者因规定的原因丧失收入以后,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一部分补偿收入和服务,以保障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其种类主要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和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社会福利是由政府以拨款形式提供给公民的各种补贴。这是不以个人经济状况为转移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财政补贴,有针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保护和照顾的家庭补助,也有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供给免费午餐、给予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学生补助,此外,还有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如美国的中小学生每天可享受一顿免费热午餐,法国规定所有职工都可以获得每月固定的交通补贴等;社会救济是向部分生活困难者和贫困家庭提供的带有生活救济性质的补贴,如对失去收入或收入低微的老弱病残者给予特殊照顾的补助,法国向失业者发放每天22法郎、外加失业前工资42%的救济金;瑞典给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救济金,美国向失业者发放180天的基本生活费等。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内容十分丰富、种类繁多、结构庞大。据统计,英国社会福利项目不下60种,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更是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和示范“橱窗”。在过去几十年里,各国财政预算用于公民福利的经费逐年上升,1972年,欧美14个发达国家平均支出48%的财政收入用于平价住宅、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险费用:1988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美国为44.3%,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44.9%。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得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欧盟国家则达到50%,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各类社会福利开支。如今福利支出已经成为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笔开支,而西方各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问题凸显:不堪重负的福利制度

　　

　　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效十分显著,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消费和生产。但是,一些负面效应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1　政府高支出。繁杂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据欧盟统计,1998年各国用于福利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四个国家和爱尔兰低于23%外,瑞典、芬兰、德国、法国等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在28%左右,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政府支出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2　政府高税收。政府的高支出必然导致较高的税收水平。西方各国都是实行的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负越重。而随着维持整体福利制度的开销越来越大,政府对中高收入者所征收的税赋也水涨船高。据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排在前列的也多是欧洲各福利国家。调查显示,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过高的税收也使得大量精英人才流失,各大公司也纷纷在海外设厂,这也让西欧各国实力受到损失。

　　3　生产高成本。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这些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对企业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并不仅仅是月工资,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各种社会分摊金,这也就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而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导致竞争力的下降。

　　4　社会高失业率。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尽量减少雇员人数,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导致许多人失业。同时,高福利政策也圈养了一批“懒人”。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甚至出现失业救济金与工资差不多的怪现象,许多失业者也不急于再就业。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能领到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这也使得许多人失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

　　

　　改革迫不得已,民众纷起反对

　　

　　现在,福利制度已经让欧美各国政府不堪重负,纷纷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核心是削减福利支出,不断进行“瘦身”。主要措施有: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通过重新制定标准减少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对拒绝再就业者予以削减救济金惩罚:医疗保险领域主要是增加法定医保户的自费内容,个人必须承担部分住院治疗费以及药费,非处方药品的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等等;养老金在西方各国的福利支出中比重最大,因而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目前西方各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由正在工作的人缴纳保险费,来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各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各国政府每年都不得不进行高额补贴。因此各国纷纷采取了提高养老保险费、降低养老金标准、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领取年龄等措施以缓解养老金的压力。

　　但这些改革举措的推行遇到了重重阻力。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民众早已习惯了早退休、高福利的制度,整个社会早已形成的惰性让他们不愿意放弃这样舒适的生活,于是改革触动了各阶层百姓的实际利益,阻力重重,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像德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尚未实施,就已经遭到来自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抱怨政府“没有良心”,认为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地工作,缴纳保险费,让上一代人享受了优厚的养老金,自己到头来却一无所得。法国连续爆发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也是因为政府企图延长退休年龄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一改革不仅使大量在职人员走上街头,连在校学生都出于对今后几十年生活的忧虑而加入了罢工的人群。不仅是养老金改革,西方国家针对福利制度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抗议和不满,使这项改革只能在重重阻力中艰难前进。

　　

　　小链接:中国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尝试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2009年,包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各地知名专家提出采取“小步渐进”方式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到65岁,希望通过此法来解决我国养老金亏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今年9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表示,正在研究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虽然尚未实施任何相关制度安排,但此言一出即引发社会上的广泛热议,拥护者和反对者甚至进行了激烈的辩护。鉴于此事影响过大,人保部近日表态称暂不实施延时退休。然而,作为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早在2008年就在劳动保障部的支持下,率先在高科技、金融、现代服务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做了柔性延长退休年龄改革试点工作。今年10月,上海市正式启动试行《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决定从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也就是让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按时退休的人退休,对于那些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希望继续工作的人群,延迟领取养老金,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此次试点也将人们认为很遥远的政策变为现实,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一举措将在全国范围铺开。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