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方言与城市性格

外地人一到天津，首先体会到的不仅是天津城独特的建筑韵味，以及天津小吃的美味，还一下子会被直爽、豪放、简洁、幽默、语调独特的天津话逗乐了。
　　天津方言岛
　　天津方言与普通话接近，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其次在词汇方面，而语法与普通话基本相同。通常人们说的天津方言（或天津话），是指天津市内六个区和西青区大部分、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所使用的方言，它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一个分支。
　　总体来看，天津方言片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片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片，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
　　方言岛是语言学术语，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的部分区域，就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譬如承德，它距离北京200多千米，居民却操一口纯粹的北京话，与周围大不相同，这是由于清朝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北京的宫廷供奉人员和皇宫卫队的大批官兵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就成了一个方言岛。
　　方言岛形成条件有三：人群大规模集体迁徙；居民聚居不散，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外来的方言社团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
　　天津方言岛以北的居民，所说的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方向居民所说语言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则接近静海一带方言。
　　母方言来自皖北平原
　　据专家考查推测，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经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李世瑜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调查考证，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皖北平原。2010年和2011年，天津的语言学家组成专家组，深入安徽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天津方言相同度最高的是固镇和宿州，其次是蒙城和蚌埠。与天津方言相似的淮北方言，以固镇、宿州和蒙城这个三角区域为中心，其四界范围大致是：江苏徐州市以南，淮南市以北，涡阳县以东，“五泗灵”（五河、泗县、灵璧）以西。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很可能就来自这里。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外地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到天津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冠以姓氏的“官屯”地名。“燕王扫北”时，安徽宿州一带有大批军士携带家眷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平调的皖北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查询《明史》，人们会发现，明初驻军天津卫的官兵籍贯多为江苏和安徽，以皖北地区居多。按当时的规定，每个将领至少应带领100名与自己籍贯相同的士兵携家属北上。因此，驻守天津的皖籍官兵多达5万多人。皖籍军队及家眷入驻天津，为当时土著尚少的天津增加了人口；同时，由于军官处于统治地位，安徽方言必处优势地位，进而对天津话的产生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历史上南北漕运的中心，中国北方贸易转运的集结之地，明清两代，苏皖和晋冀鲁豫地区的大量移民，或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至天津；随后，盐业、金融、实业、商业乃至政界、军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天津安家落户。因此，河北、山东和北京、东北的方言，对天津方言的形成发展也产生了种种影响。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开放、文化教育发展、人口流动和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中的一些古老词汇逐渐消失，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那些方言俚语中准确、生动、形象的部分则融入到普通话之中。
　　天津方言的津派气息
　　天津市区与北京相距不过100多千米，与说北京话的武清方言片相距只有10多千米，但天津话和北京话在语音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操天津方言的人只要一张嘴，就使人感受到一股与众不同的津派气息扑面而来。
　　天津方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面，典型的语音特点又集中体现在声调上。天津话与普通话都有四个声调；但在调值上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阴平（一声）声调上，二者差别很大。普通话的阴平读音呈现出高平调，是四声中的最高声调；而天津话的阴平读音呈现出低而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例如，“天”“七”“飞”“边”等字的读音，普通话调值高，天津话调值低。除此之外，天津方言的语音中也有一些特别之处。
　　在天津，一些地名有特殊的方言读音，譬如“水阁大街”“玉皇阁”“北阁”等地名中的“阁”字，不读ge，而读gǎo。天津著名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读为gǎo）。”为什么天津话把“铃铛阁（ge）”读为“铃铛阁（gǎo）”呢？很可能是受母方言（安徽话）影响所致。这个发音可能是“燕王扫北”时安徽籍的军人带来的读音。
　　坐落于天津市区内的“水阁”“北阁”“玉皇阁”等的“阁”读gǎo音；而位于市区之外的“阁”，如位于西青区杨柳青的文昌阁、位于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等，其“阁”字读音却一律与普通话读音一样。这是因为杨柳青、蓟县都在天津方言岛范围之外。
　　天津方言的码头文化特质
　　地域文化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对方言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地域文化的典型外化，就是建筑、地名和方言。我们对某座城市的印象或记忆，一是独特的建筑，二是别致的街名，三是迥异的方言。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建筑为历史自传，地名是文化年轮，方言乃城市名片——唯其三者，才是某一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与典型外现。
　　就拿天津的地域文化来说吧。有人说天津文化可分三类——城厢文化、租界文化和码头文化。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的文化特征更侧重于码头文化，码头文化与天津方言更是相辅相成。请看天津作家林希在《九河下梢说码头》一文中的描写：天津人讲“精气神儿”，天津人骂人是“死蔫蛆”，全都是码头遗风。天津人连吃饭都带着码头气派，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吃大饼卷牛肉，把这种吃法叫“吹喇叭”，就是不能因为吃饭误了潮起潮落的时间……既要相互适应，又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混个热闹”，把钱挣到手是“真格的”。天津人讲最后目的，不注重过程，只要“大面儿”上过得去，没有那么多规矩板眼。光在一个码头上混，天津人说是“栖锅底”算不得是本事，要有本事跑码头，在各个码头间跑来跑去，这，就是《日出》里胡四说的那个名词“吃得开”……“老牛筋”不行，“老执鬼”不行，先要有“人缘儿”，然后才会有“饭缘儿”。必须八面玲珑，天津人说要会“来事儿”，如此，才能在天津这个大码头上“横趟”。天津方言是天津地域文化的载体，其特点除语音之外，更多体现在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语汇上。天津方言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俚俗；第二，简洁；第三，幽默；第四，生动。
　　首先，说俚俗。天津话说某人是“山药豆子”，属于嘲弄或谩骂，指性情乖僻、不讲情理的人。例如：“别搭理他，真是个山药豆子！”天津人说话干脆利索，为求简洁，有时只说前半截“山药”，或只说后半截“豆子”，表意效果一样。例如：“今儿个我要是赢不了他，我是山药！”“别人牵驴你拔橛，这不是豆子嘛！”为什么“山药豆子”属于谩骂语呢？汉语詈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球状物品如“球”“蛋”“包”“瓜”之类都可用于骂人，如“混球儿”“坏蛋”“脓包”“傻瓜”等。“山药豆子”是球形的，自然属于詈语之列。
　　其次，说简洁。天津人说话，唯求简洁明快，一字千金，例如：“跟我走！”“哪儿去？”“南市。”天津话把“崴泥”简化成“崴”，“砸锅”简化成“砸”，“栽面”简化成“栽”，“翻脸”简化成“翻儿”，“纠正”说成“扳”，“耍笑”说成“涮”，等等。
　　关于吃食的叫法，天津也和北京大不相同：北京的油条，到了天津叫“馃子”；北京的“冰糖葫芦”，到了天津叫“糖堆儿”，甚至简化为“堆儿”。天津人说“咱喝点儿”“你来段儿”，宾语省略了，但绝不会造成模糊和误解。
　　再次，说幽默。天津人乐观幽默，不爱看一脑门子官司，总耷拉着的长脸；不爱听照本宣科又臭又长的报告。天津人爱看笑脸，爱读短文，爱听段子，爱逗闷子。
　　在天津店铺俗语里，流传最广的俏皮话，就是“大德祥改祥记——缺了大德了”。天津人眼里不揉沙子，心里有杆道德之秤，随时运用幽默的言语武器，对那些不够分量的人，进行公允的道德评判和绵里藏针式的抨击。
　　冯骥才先生在《亦洋亦土说天津》一文中这样写道：“天津人说话喜欢戏谑，有浓厚的自嘲成分，但并非黑色幽默，天津人的自嘲是语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调料。它使生活更加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文化。”那些看起来浅近的笑话，其实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且还能化解生活中的种种难事尴尬事。
　　最后，说生动。天津人喜欢编造新俗语，例如，俗语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到了天津，就变成：“你走你的中山路，我钻我的耳朵眼儿。”中山路建于1903年，宽30多米，在当时是全市最宽的马路；而耳朵眼儿胡同最窄处不到两米，是全市最窄的小胡同。天津人逛大街迷了路，找不着北了，就说：“我是出南门奔西沽——转向了！”西沽在老城厢的北部，出了北门还得向北边走四五里路。你出了南门奔西沽，可不是南辕北辙，转了向嘛。
　　骂人的话“德行”，天津人也用俏皮话拐弯儿说：“宫北大街的帽铺——德兴（性）”。因为天津娘娘宫的宫北大街原有一个专卖帽子的商店——德兴帽铺。天津话把差不多，差不离儿，说成“大概其”。俏皮话“近视眼念天益斋——大盖（概）齐（其）”，就讽刺那种粗枝大叶的人。店名“天益斋”和“大盖齐”是形似字。
　　城市性格的反映
　　如果说北京是皇城文化、精英文化，属于京派；上海是商业文化，属于海派；那么，天津则是市民文化、通俗文化，属于津派。
　　俗文化里必然包含着幽默情结，天津方言就有“哏”这个典型的词儿。“哏”就是幽默诙谐，体现天津人待人接物的一种豁达胸怀。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具有一种善于化解，苦中取乐的意识，不和自己过不去，敢于拿自己找乐，善于把人生严肃课题游戏化、谐趣化，自己找乐儿。天津人高高兴兴，说说笑笑度时光。俗语“卫嘴子”之说，是钦佩天津人能说，爱说，表达能力强，善于挖掘语言潜能，生活中总洋溢着达观聪睿和燕赵豪情。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