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指我国古代唐宋至明清时期由私人创办或主持的聚徒讲授和研究学问的场所，是一种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据考证，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是历史上私人创建的最早的书院;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这些书院开始多半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到后来，书院才逐渐成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作为一种与官学有所不同的学校，书院是官学教育制度的有力补充，它是士人聚书读书、讲学授徒的场所，自学为主、讲授为辅是其教学特色。藏书是书院教育制度必不可少的。藏书、供祭和讲学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
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有学者把书院藏书归入公藏，以区别于私家藏书楼的私藏和官府藏书楼的官藏。一些著名的书院还从事图书刻印活动，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伴随书院兴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兴盛期，书院藏书得到了飞速发展。宋代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的藏书之丰富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书院，藏书也不少，有的甚至超过国家藏书。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书院，因而成了政府倡导之势。南宋年间，在朱熹、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其藏书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元代的书院藏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迈了一步。以藏书规模而言，成都草堂书院石室贮藏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刻本、手抄本、拓本、手稿本书达27万卷之多，远远超过宋代鹤山书院10万卷之数。可见其时书院藏书事业之盛。此外，书院的藏书建设至元代也已进入了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已设置专人管理书院的藏书，并形成图书借阅制度。其后，直至明清，历经数百年发展，书院藏书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总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括图书征集、编目、保管、借阅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明代是我国书院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但其时，书院藏书的规模并不大，前不及宋、元，后不敌清代。究其原因，主要是受王阳明、湛若水心学思潮的影响。这一代的书院建设者以发挥心学为己任，他们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重悟性而轻积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不甚重视。到后来，王湛之学滑入末流，空谈吾心、束书不读竟成为时尚，书院藏书建设更加受到冲击，书院藏书最终失去了在明代形成盛势的机会。
到了清代，其前期的书院藏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注重理学著作的收藏。中晚期以后，则开始受到西方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影响，并在书院的教学及藏书等方面反映出来，藏书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变为传统典籍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藏书的形式除以线装等传统技法装订的书籍之外，还有以金属类订书针装订的所谓“洋装”书籍，开放范围也逐步扩大。
书院建筑一般多有讲堂、祭殿、藏书楼、斋舍与其他生活设施等，规模较大的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阁，拥有丰富的藏书。如宋代书院著名的藏书楼就有嵩阳书院藏书楼、岳麓书院御书阁、鹤山书院尊经阁、丽泽书院遗书阁、溪山书院崇文阁、白鹿洞书院云章阁、扎溪书院明经阁、龙山书院六经楼等。至清代，书院藏书受到普遍重视，凡建书院，即谋藏书，因此，各地书院都创建了名目繁多的藏书处所，收藏经史百家之书，以为师生研习讲诵之资。藏书楼也成为书院的主要特色建筑，在书院建筑布局中，藏书楼是书院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建筑，甚至可能是整个书院建筑群中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书院的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从哪里来
书院藏书属书院所有，对书院内的师生开放，因其公共性和开放性，故既有别于官府藏书楼，又不同于私家藏书楼。
书院藏书有5个主要来源：一是历代皇帝赐书，其数虽少，但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置备，它动用政府财力，虽难得多见，但一举即可解决问题，因而成为一些书院主要或唯一的藏书来源;三是社会捐助，包括官绅士民个人捐赠、院中师生捐置、非官方公众机构赠送等3种形式，它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是书院藏书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四是书院自置，包括斥资购书、书院自刻图书两种形式;五是设立图书基金，即利用官民二途所得银钱或田产，设为购书专款，利用息金或田租收入，常年为藏书楼提供图书。
书院藏书为教学而置，故所藏多儒家经史、名家诗文和时务实学之书，近代则兼备西学。书院藏书的特点是重在使用，不在于收藏，不在于消遣，不在于标榜风雅。选好书，选有用的书，选学术价值高的书，选育让人成材的书，是书院藏书的宗旨。所以，书院藏书绝无俚俗游娱读物，也不追求版本的古旧珍稀。也因此，书院藏书虽多，却鲜有传世留存者。
书院藏书的出现还与雕版印刷的发明和推广分不开，印刷术的发明为民间、私家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而藏书的增多，尤其是民间、私家藏书的增多，为士人创造了接触更多图书的条件，从而促进了求学方式的迅速转变，使“训诂句读，皆由口授”的状况变为“可视简而诵”。
书院藏书有的时候也是对官府藏书的一种补充，特别是动乱时期，往往是官府藏书散失而书院和私家藏书兴盛之时。如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乱时期，却使书院和书院藏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时，国子监徒存其名，郡国邑县之学亦几尽废，书院则肩负了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使命。一些大家族、大贵族往往以学馆的形式聚书，招延文士。再如明清时期，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官方也倾注力量对书院的发展加以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的，因此，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其在传播文化、发展教育、培养士绅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藏书楼的建设。在学术和教育发展的同时，书院藏书和藏书楼也得以发展，藏书楼规模的扩大，典籍的增多，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学术和教育的繁荣。勇开风气先
有不少人把古代藏书楼比喻为当代的图书馆。其实，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基本是封闭式的，只有少数得到允许的人才能利用特定藏书楼的图书;后者是向公众开放的。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我国的藏书楼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藏书楼向新式藏书楼的转变，再由新式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书院藏书楼开风气之先，起到了关键作用。
清代的书院大致可分成4种类型：一是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二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三是以考课为主的书院，最后一种是近代人士举办的、以学习西洋科学为主的书院。到清末时，前3种书院逐渐走向没落，最后一种以学习西洋科学为主的书院则开始崛起。书院的变革推动了书院藏书楼的变革。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四大藏书楼系统中，书院藏书楼本来就属于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在早期对外开放的藏书楼中，属于书院藏书楼或学堂藏书楼的，所占比例也最高。
随着一批旧式书院改新制和一批新式书院的建立，涌现了许多新式的书院藏书楼。这些书院藏书楼最主要的改变体现在所藏图书的内容和对外开放的程度上。如1897年由张元济等一批有志于新学的年轻京官所创办的通艺学堂，其图书馆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可见，通艺馆是对外开放的。由傅兰雅和徐寿创建的上海格致书院，其课程内容多为西方的近代科学。格致书院于1876年落成，同时建成的还有博物馆和藏书楼各一座，其藏书楼所藏图书多有技术类新学和西学类文献及书籍，并向社会开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师大学堂的藏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京师大学堂初建之时，因图书很少，未设专门管理机构。1902年，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其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藏书楼初建时，调拨了江苏、 浙江、 湖北、广东、江西和湖南诸省官书局所印行的图书，收入了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加上采购和受赠的一些图书，构成最早的馆藏。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其藏书楼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史短贡献大
尽管在官府、私人、寺院等各类藏书楼中，书院藏书楼的历史最短，但它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书院藏书楼所收藏的文献虽然少有珍贵版本，但它的藏书利用率是最高的，也是在所有藏书楼中唯一根据读者需要来收藏图书的。作为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书院藏书楼的图书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书院的讲学活动服务的。书院藏书楼的规模虽然不及官府藏书楼和许多私家藏书楼;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将图书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又不是禁锢森严，只将图书借给亲朋好友，而是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古代藏书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批致力于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由于书院藏书楼的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因此不乏非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也会有不同的特色，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尽管在藏书规模上有所差别，但书院藏书楼历久不衰，历代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图书馆的一部分。书院藏书楼对藏书从实用角度进行的整理活动，同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
此外，书院藏书楼的图书刻印也数量可观。因为教育事业与出版印刷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在宋代，凡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最多的地区，必是当地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和出版印刷业比较兴旺的地区。据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介绍，宋代的两浙（今浙江）、福建、成都（今四川）、江南西（今江西）、江南东（今江苏）等5个地区共考中进士2.4万余名，占全国考中进士总人数的84%;在同一时期，这5个地区印书1168种，占全国印书总种数的90%。一些大的书院藏书楼，其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自己刻印的图书。
书院刊书除备以自用、扩充院藏外，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等方面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用。
书院刻书已然构成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的有机组成部分。宋版书中就有 “书院本”，因为它们大多经过书院的学者校订，是质量较好的版本，如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象山书院刻袁燮的《家塾书抄》十二卷;龙溪书院刻《陈北溪集》五十卷;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等等。元代有更多的书院刻书见之于记载。明朝万历时期是继明朝嘉靖之后书院刻藏图书的另一个高峰期，其中，北京的首善书院、江苏的东林书院等，刊刻了当时讲会的《会语》，广为流传，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清议影响甚大。明中叶以后，王学传播迅速，与当时书院刻书的流布具有极大的关系。至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刊刻图书成为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门出版机构。
可见，书院作为古代的教育机构，所藏图书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许书院藏书楼所收藏的图书最终被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但它们在书院所培养的学生的理论思想以及著述中得到传承和永生。
【责任编辑】赵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