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京官是指在京城供职的官员，虽然身居京城，为天子近臣，但是京官的实际生活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光鲜。与地方官相比，京官的日子过得不是太好，那么，京官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
俸银的规定及花销
清代京官的俸禄，初期沿袭明朝惯例，从顺治四年到康熙八年，清朝统治者对官员的俸禄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后遂成定制。清《户部则例》卷七记载，清朝京官的俸禄，满、汉都一律按品级发放俸银与禄米，具体数额为：正、从一品官180两，正、从二品官155两，正、从三品官130两，正、从四品官105两，正、从五品官80两，正、从六品官60两，正、从七品官45两，正、从八品官40两，正、从九品官31.5两;此外，还发给与银两同数额的以斛计数的俸米。
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这些俸禄自然不少，但是对于花销巨大的京官来讲，这算是低水平的工资了。京官的花销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人情来往、犒赏仆从等，其中日常生活花费并不多，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官场中的人情来往了。一年的“三节两寿”（元旦、端午、中秋三节和老师、师母的生日）等加起来，没有个百八十两银子绝对下不来;还有长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方面的开销也不小;此外，给官员服务的仆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少;就连本衙门的众多茶房、皂隶、仆役等，也要按节犒赏。除此之外，吉庆吊丧、吃请宴饮也是京官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一项为数不少的开销。
清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上书提出，这样低的薪俸，官员连维持生活都难，为了生存，肯定就会想方设法搜刮下属、贪赃枉法。因此，赵璟建议增加薪俸，但是没有被采纳。雍正元年，京官的薪俸有所增加，下旨给六部堂官“恩俸”，数额与正俸相当，但涉及范围不大。乾隆即位后，才又一次给京官加薪。朝廷下诏，京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按照原俸加倍发放，俸米也按照原数加倍发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搭上加薪的顺风车，凡院部衙门中的额外官员和候补官员都不能领取双俸。此外，由捐纳出身、分发到各院部的小京官，在3年学习期满之前，一律不给俸禄，其中只有被分发到户部的人才可以领“养廉银”。到了晚清时期，因为财政紧张，又减少了官员俸禄的发放。
地方官员收入一览
那么，地方官的收入又是多少呢？自雍正二年实行耗羡归公后，地方官在正俸之外加发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量很多，一般是正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且是官级越高，养廉银越高。例如，地方总督的养廉银，最少的是四川总督为1.3万两，大多数总督的养廉银为1.8万两，最多的是云贵、陕甘总督为2万两。巡抚的养廉银为1万～1.5万两，布政使为5000～9000两（多数为8000两），按察使多数在6000两以上，道员为3000～6000两，知府为1000～4000两，知县为600～1500两;其他如管河道员为2000～4000两;盐务系统收入最丰，盐运使为2000～5000两，盐法道为2000～4200两，运同、运判都在2000两以上。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京官的正常收入是根本无法和地方官相比的。一个七品县令的收入多数在1000两以上，同样的七品京官收入却不足100两;高级官员的差别更大，督抚有1.5万～2万两的进项，是同级京官的四五十倍，这就是京官为什么都愿意外放的原因。以翰林为例，如果3年得到一次担任地方考试官的差事，所得“陋规”能用10年;如果外放学政，节俭的官员能够终身用之不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外放做官，各部部曹的机会就更少了。
京官的“外快”
既然相对来说俸禄较低，为了维持必要的排场和生活，京官就不得不想办法赚点外快。
印结银就是一种来钱的办法。所谓印结银就是通过给同乡签署担保书获得收入的办法，类似“保证金”。印结银究竟源于何时，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最晚在清嘉庆时期就已经出现。咸丰、同治以后，由于捐纳盛行，官员的出身比较杂，入京引见的人中也不乏假冒的，吏部不知底细，就要求必须有同乡京官写一个担保，方可掣签分派到各省补用。当然，做担保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捐官的人自然就会送一笔钱给京官作为酬谢。后来捐官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笔钱由各省收取，各设印结局，派专员管理，统一分发。对于收入不高、难以外放的部曹来说，印结银是一项重要收入。
然而，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捐官的数额有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省区的官员印结银的收入也相去甚远。寻常省份每年可以得到二三百两;广东、浙江两省富饶，来自这两地的京官每年收入甚至超过1000两。因而，来自南方各省的京官生活相对要奢侈一些。
除了印结银和俸禄之外，京官的收入还有外官馈赠的别敬、炭敬、冰敬等，这些都是外官逢年过节以取暖费、消暑费、过年费等名目来变相贿赂京官的。外官的高收入则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浮征、加派等非法手段聚敛而来，还有一大部分是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陋规。外官为了防止被告发、尽快调动升迁，就必须要在京官中找知己、结党羽、依靠山、花钱消灾，他们给京官的馈赠自然也就成了常事。此外，凡是京官外放或者外官归京，都要对京官进行馈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规矩。京官每每得知外官入京的消息，就会奔走相告，一起前去拜谒祝贺，趋之若鹜。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京官的庞大支出。京官的人情礼数太多，外官的馈赠和印结银又都是有限的，许多出身贫寒的京官在无奈之下，只好进行借贷，大多数京官都有过长期的借贷史。这样的事情令人惊讶，但的确是事实。清政府禁止放官债，但在巨大的需求下，官债市场还是异常火爆。京官的高消费促使他们绞尽脑汁贪赃敛财，再加之政府检查不力，这也成为当时吏治腐败、贪渎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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