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管理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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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百科知识2015年

中国自古便赋予图书十分崇高的地位。《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说文王登基时,将《大训》《河图》与其他镇国之宝同时陈列在太庙中;西汉“求遗书于天下”,积累起“如山丘”的藏书……这些都说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国家层面的图书典籍搜集、整理和使用工作。在现代图书馆出现之前,各朝代都设置了管理国家藏书的政府机构,其中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秘书监。
  秘书监的设立
  据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我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就是商朝的甲骨文,在商朝也出现了最原始的国家图书馆。商朝神权迷信极为严重,统治者用神权巩固统治,维护其自身利益。《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他们大至祭祀、典礼、征战,小至狩猎、出游、天气、收成,都要求神问卜,以定吉凶,决定行止,他们把记录问卜之事的龟甲、兽骨加以保存,以便日后查阅,这些甲骨就是我国最初的“书籍”了。到了商朝后期,使用的汉字达4500多个,现已发掘的甲骨卜辞总量达15万块,这些甲骨大多是按照时间跨度存放在不同的穴窖中,并由称为“作册”的史官进行保藏、管理和查阅。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殷墟保存甲骨卜辞的处所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
  周朝时礼乐制度完备,文化空前繁荣,周天子设置了太史、内史(或称册尹)来记录史事,保管文书档案,并设置了专职管理收藏典籍的地方——藏室。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曾担任国家藏书机构的史官。
  秦朝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统奠定了基础,使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开始了高速发展。秦朝执掌国家图书典籍的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仅次于丞相的行政长官,为御史之长、三公之一,是朝廷的核心成员。御史大夫之下设负责具体管理典籍的御史,秦时御史张苍即为掌管秦宫廷藏书的官员。由此可以看出,秦朝时国家的图书管理机构就形成系统了。
  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文化上愚民政策的失败,采取了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的措施,仍用御史大夫等掌管典籍。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成为合法之事,解开了束缚图书发展的枷锁;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官府藏书上也服务于这一思想,他广开献书之路,借以鼓励把流失的典籍上送朝廷,广泛收罗天下图书,充实了皇家藏书;到汉成帝时,官府藏书数量已“如山丘”。汉桓帝时,正式设立我国藏书管理机构——秘书监。秘书监的负责官员称监丞,下有校书郎中、校书郎、典籍等职。
  秘书监职责的完善
  魏、蜀、吴三国按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为其继承。曹操为魏王时,由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管图书秘记。曹丕即位后将秘书令的职辖一分为二,中书与秘书分开,下面又分设秘书承、秘书郎、校书郎等官员。晋朝是秘书监的一个发展时期。晋惠帝将秘书省设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仅典掌图书文籍,还兼领著作局,这极有利于典籍的编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则因袭旧制。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隋朝再次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隋文帝时期重视收集天下图书,规定“凡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同时隋朝废除了魏晋以来任官只重门阀的九品中正制,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促使知识分子阶层扩大,从而也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隋炀帝时期,在秘书监职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秘书监官员大力从事抄书工作,国家藏书事业发展更快。丰富的图书典籍为皇室图书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政府部门图书馆的建立创造了有力条件。当时皇家图书馆称修文殿和观文殿,政府藏书机构是西京的嘉则殿等处。修文殿藏书质量最高,备有一套最完备且无重复的正御本书籍。经过多次征集整理,皇室藏书数量猛增,仅西京嘉则殿的政府精装藏书就达3.7万卷。
  唐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政治、文化、军事均空前繁荣,图书大量刊行,各项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图书馆事业也呈现出兴盛繁荣的景象。唐朝置秘书省总理图书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图书的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唐朝秘书省人员较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所设主事、典书、亭长、掌固、熟纸匠、笔匠等职官均是前所未有。系统完善的职官体系,为唐朝官府藏书的搜集、整理、发展乃至利用提供了保证。
  唐太宗时的秘书监魏征为《隋书·经籍志》所写的“总序”,是一篇有重要价值的图书馆学文献,代表了唐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水平。魏征把书籍看成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变通世道的利器。他以大量篇幅系统研究了上古至唐初历代的图书馆事业,描绘了一幅兴衰图,并就各代图书馆建制、发展、活动内容、藏书规模等做了探讨,把图书和图书馆看成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锐利器具。
  秘书监的削弱和革除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学术昌明,科举盛行,雕版印刷经过200年的流行达到了其鼎盛阶段,为各种门类的学术著作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和保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朝历代帝王一贯推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保护甚为关注,使宋朝国家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两宋共计有图书9819部、11.9972万卷。然而,与此同时,宋朝掌国家经籍图书的机构———秘书省却未能取得与图书事业同步的发展,其职能和作用被严重削弱,其官员的职官地位和俸禄不但比宋朝其他官员低,与唐、五代、元和明初的秘书省官员相比,也是最低的。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稳定政局,建立了一套官、职、差遣相区别的官制制度。秘书省诸官皆是只拿俸禄、不务职事的寄禄官,它在统治者眼中无实际地位,职官地位也就相当低。元朝时政府设立秘书监,其职亦承历代政府“待遇儒臣”之意,由于秘书监是个“朝廷所以优待文臣”的地方,故“其监承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其职能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同时兼领天文历数的部分职务。因此秘书监所掌管的从现在看来,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档案,而且是专供皇帝等少数人阅览和皇室成员自身形成的档案,其职能已从掌管天下典籍变成了专管档案了。明朝在建国初期,仍然仿照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和整理典籍。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件的发生,导致了明太祖朱元璋对明廷官职进行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七月,朱元璋下令裁撤了中书省、丞相等职位,同时也将有1200余年历史的秘书监一职彻底革除了,并其任于翰林院,至此,秘书监被彻底废除。明朝秘书监制度的废除是其宫廷政治斗争、阶层分解的牺牲品,对藏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副作用。虽然有翰林院的监督,但是毕竟与秘书监的专人管理大相径庭,这导致了明中叶以后,国家藏书的逐渐衰败,宫廷藏书也逐步散亡。再加上南京和北京的宫殿多次发生火灾,殃及到国家藏书楼被焚,官府藏书杂乱无章,图书霉烂、虫蛀现象普遍。明末之时,文渊阁藏书所剩无几,以至于清初之时,有人认为明朝文渊阁只是沿袭其名而已,文渊阁藏书数量当为虚数。
  秘书监的重新设立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始终在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上下功夫,于是大搞图书编修笼络人心,缓和文化冲突,如康熙皇帝授命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达1万卷;乾隆皇帝授命编修的《四库全书》多达79337卷,成为封建王朝中修书最多的一个朝代。
  清初,明朝宫廷和政府机构藏书得以保存,清朝宫廷藏书就在明朝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清朝雍正时期设置了文渊阁职,实际上是履行前朝秘书监的职能。乾隆时,因为收藏《四库全书》陆续建成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等宫廷四阁;又因为将藏书在江南开放而在江苏、浙江建成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江南三阁。为了加强国家藏书的管理,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内阁借鉴宋朝馆阁管理经验,并考虑到清朝宫廷藏书多处的情况,提出由文渊阁统一管理朝廷藏书事务,其他宫廷馆阁不另设立官职。
  当时拟定的文渊阁管理章程中明确说明《四库全书》分藏于各阁,阁中图书“特许臣僚借读”。在章程中,他们提出了文渊阁官员的职责分工、文渊阁与内府管理的关系以及每年的曝书制度等。至于图书的借阅,“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这标志着秘书监制度又被重新启用了。
  随着现代图书馆的诞生,秘书监这一机构已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图书馆的机构性质、藏书内容、读者对象、管理制度乃至职能作用虽远非秘书监所能比,但秘书监对我国典籍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秘书监时期形成的图书馆学思想,收存、编修的文献典籍,创造的古籍分类和管理经验等,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责任编辑】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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