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到天:丝绸之路与天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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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星座”初入中国
  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天文”一词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我们现在认为的是以数理科学存在的“天文学”。在前科学革命的时代,天文学一直是作为一门包含了宇宙观、自然观、历史观,真真切切影响着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学问而存在着。
  就中国而言,上述天文观影响弥漫了整个中古时代,其余音一直到20世纪亦未完全消散。而在古典意义的“天文”概念中,既包括了我们现在所惯常以为的数理天文学——历算的部分,也包含了不少神秘学的内容。在以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刻意剔除古典天文中神秘学成分的倾向。然而在最近三十余年的研究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天文学史家的关注。一方面不仅仅因为许多天学知识正是凭借着“占星术”之类的外壳而流传于欧亚大陆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唐朝人有不少和我们现代人一样,着迷于昂贵的舶来品和外来的想象之中,游方僧和术士们为了种种目的所兜售的“星命”之学在此时颇有市场。譬如,现在在娱乐新闻中经常提到的“十二星座”,有不少人以为是近百年来的新兴产物。但事实上,自隋唐起,从普通的民众到当时的士人阶层,都曾经对如斯的星命之说津津乐道,有关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狮子宫”、“蟹宫”这样的翻译,在《大方等大集经》《康遵批命课》等文献中就出现了。并且,这种风气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直到南宋,当时的方术家和士人对这种说法仍然是比较熟悉的。韩愈曾经在《三星行》中称自己的命宫为摩羯宫,这一点在数百年后,引起了苏轼的共鸣。另外,在上世纪发掘的宣化辽墓中,也绘有相当完整的十二宫图案。
  国外专家献策献力
  谈到严肃的天文技术交流的层面,可以举出不少长期居留在唐帝国,来自中亚及南亚的天文学家。6~10世纪之中,唐代最高的天文机构——太史局(因各代沿革名目屡有变迁,如武后时改称为浑天监,此处不赘),一直掌有修撰历法、考订天象的职责。而在这300年中,考察曾担任过太史局长官——太史监的人物,有不少都是外来的天文历算家。
  瞿昙悉达这位“外国专家”来自由印度入唐的瞿昙(Gautama)家族,其家族自唐初开始就一直负责为唐王朝修订历法。瞿昙悉达本人曾经翻译过《九执历》,这部历法在一些具体的算法上,与时代相近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相比更为精确。而瞿昙悉达的父亲和儿子也曾经担任过太史监,由于其家族长久地主持唐代官方天文工作,时人给他们的美称为“瞿昙监”。
  历代交流往来不绝
  而在唐之后的宋代,由于政府历来将制历的权力视作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民间私习天文者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控和惩罚(但属于星命之类的街头占卜家则不在控制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因此,在有的时候,天文知识的外传远远比传入要困难得多。
  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这种状态发生了一些改变。值得一提的是郭守敬所制造的赤道浑仪,以赤道为坐标系,这一发明从中国输出到阿拉伯,而很可能是在阿拉伯的影响下,欧洲人开始注意到赤道浑仪这一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影响,使得第谷在十六世纪放弃希腊-伊朗的坐标体系,转而采用中国人所常用的坐标体系。
  仔细思考天文学传播的轨迹,似乎在前现代的欧亚大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有时并不如我们现在所想象得那般困难。在很多时候,人的观念与信仰对文明传播的影响,远远比其他外界的因素要重要得多。丝绸之路的繁荣不衰证实了这是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事实证明,历史上人们为自己铸造的精神堡垒,有时还不如高山、巨浸、戈壁、沙漠等地理障碍之易于打破。
  (责任编辑/王枫)
  敦煌星图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最早编纂出系统的星图。在所有早期星图中,最令人惊讶的一张是敦煌星图。敦煌星图的绘制方法十分先进,它是现代星图的鼻祖。一些研究者认为,敦煌星图采用了令人惊讶的墨卡托(Mercator)投影法,今天我们可以在地图和星图册中轻易地找到这种熟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1596年被发明的,然而那已经是在敦煌星图产生几百年之后的事。
从地到天:丝绸之路与天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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