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到天：丝绸之路与天文交流

“十二星座”初入中国
　　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天文”一词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我们现在认为的是以数理科学存在的“天文学”。在前科学革命的时代，天文学一直是作为一门包含了宇宙观、自然观、历史观，真真切切影响着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学问而存在着。
　　就中国而言，上述天文观影响弥漫了整个中古时代，其余音一直到20世纪亦未完全消散。而在古典意义的“天文”概念中，既包括了我们现在所惯常以为的数理天文学——历算的部分，也包含了不少神秘学的内容。在以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刻意剔除古典天文中神秘学成分的倾向。然而在最近三十余年的研究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天文学史家的关注。一方面不仅仅因为许多天学知识正是凭借着“占星术”之类的外壳而流传于欧亚大陆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观察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唐朝人有不少和我们现代人一样，着迷于昂贵的舶来品和外来的想象之中，游方僧和术士们为了种种目的所兜售的“星命”之学在此时颇有市场。譬如，现在在娱乐新闻中经常提到的“十二星座”，有不少人以为是近百年来的新兴产物。但事实上，自隋唐起，从普通的民众到当时的士人阶层，都曾经对如斯的星命之说津津乐道，有关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狮子宫”、“蟹宫”这样的翻译，在《大方等大集经》《康遵批命课》等文献中就出现了。并且，这种风气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直到南宋，当时的方术家和士人对这种说法仍然是比较熟悉的。韩愈曾经在《三星行》中称自己的命宫为摩羯宫，这一点在数百年后，引起了苏轼的共鸣。另外，在上世纪发掘的宣化辽墓中，也绘有相当完整的十二宫图案。
　　国外专家献策献力
　　谈到严肃的天文技术交流的层面，可以举出不少长期居留在唐帝国，来自中亚及南亚的天文学家。6～10世纪之中，唐代最高的天文机构——太史局（因各代沿革名目屡有变迁，如武后时改称为浑天监，此处不赘），一直掌有修撰历法、考订天象的职责。而在这300年中，考察曾担任过太史局长官——太史监的人物，有不少都是外来的天文历算家。
　　瞿昙悉达这位“外国专家”来自由印度入唐的瞿昙（Gautama）家族，其家族自唐初开始就一直负责为唐王朝修订历法。瞿昙悉达本人曾经翻译过《九执历》，这部历法在一些具体的算法上，与时代相近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相比更为精确。而瞿昙悉达的父亲和儿子也曾经担任过太史监，由于其家族长久地主持唐代官方天文工作，时人给他们的美称为“瞿昙监”。
　　历代交流往来不绝
　　而在唐之后的宋代，由于政府历来将制历的权力视作其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民间私习天文者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管控和惩罚（但属于星命之类的街头占卜家则不在控制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因此，在有的时候，天文知识的外传远远比传入要困难得多。
　　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这种状态发生了一些改变。值得一提的是郭守敬所制造的赤道浑仪，以赤道为坐标系，这一发明从中国输出到阿拉伯，而很可能是在阿拉伯的影响下，欧洲人开始注意到赤道浑仪这一重要的发明。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影响，使得第谷在十六世纪放弃希腊-伊朗的坐标体系，转而采用中国人所常用的坐标体系。
　　仔细思考天文学传播的轨迹，似乎在前现代的欧亚大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有时并不如我们现在所想象得那般困难。在很多时候，人的观念与信仰对文明传播的影响，远远比其他外界的因素要重要得多。丝绸之路的繁荣不衰证实了这是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事实证明，历史上人们为自己铸造的精神堡垒，有时还不如高山、巨浸、戈壁、沙漠等地理障碍之易于打破。
　　（责任编辑/王枫）
　　敦煌星图
　　据史料记载，中国人最早编纂出系统的星图。在所有早期星图中，最令人惊讶的一张是敦煌星图。敦煌星图的绘制方法十分先进，它是现代星图的鼻祖。一些研究者认为，敦煌星图采用了令人惊讶的墨卡托（Mercator）投影法，今天我们可以在地图和星图册中轻易地找到这种熟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1596年被发明的，然而那已经是在敦煌星图产生几百年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