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发生群体灾难事故？

2014年10月17日，韩国女子团体4 Minute在韩国京畿道的街头演出时发生群体灾难事故，导致 16人死亡10人重伤。2014年9月26日，昆明市明通小学发生踩踏事故，最终导致6名小学生死亡。面对逝去的生命，我们除了悲痛，更应该有所反思，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事故，从而避免更多悲剧。
　　群体性意外事故的
　　不同原因
　　通常群体性灾难事故按照恐慌类型来区分有三大类：进入型恐慌、逃出型恐慌、扰流型恐慌。2008年10月3日，韩国尚州市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在入场时因拥挤导致踩踏事故，该事故是典型的进入型恐慌；1994年12月8日发生的克拉玛依友谊馆踩踏事故，是典型的逃出型恐慌；2004年2月5日发生的北京密云县彩虹桥踩踏事故，是典型的扰流型恐慌。
　　在各种踩踏事故中，最常见的是进入型恐慌。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目标可能不大，比如“重庆家乐福踩踏事件”中的免费食用油，还有2014年1月“宁夏北大寺踩踏事故”中免费分发的油香（饼）。当大家都关注到一些“好处”时，人群密度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危险的程度，这时候一声大喊、一人摔倒或一句谣言，都会引发连锁反应，造成人群的踩踏。发生踩踏的人群的密度极高，一人的动作会影响其他人，结果导致群体恐慌在人群中扩散。
　　中国是人口大国，踩踏事故也非常多，但历史记录却不多。以下是一则典型的踩踏事故，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周证圣元年（695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场合经常发生踩踏，就是官府或私人赈灾，如果场地选择不当或人群管理不当，就会发生典型的进入型恐慌，有人称之为“粥棚效应”——粥是好处，棚是环境。人群只关注目标的好处，就容易忽视环境的危险，踩踏的危害来源于人群，或来源于人群对环境的感知， 所以一旦人群恐慌发作，群体灾难很难控制。
　　逃出型恐慌也是较为常见的恐慌类型。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采取逃出方式是为了避免灾难，这种灾难可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火灾（克拉玛依大火）或地震（汶川地震引发3起校园踩踏）；有时候灾难也可能是不存在的，比如谣言（云南曲靖市马龙小学踩踏）和缺乏照明（湖南湘潭湘乡市育才学校踩踏）。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逃出型恐慌发生在宋代的温州。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郭公山下的贡院发生大火，结果导致踩踏事故。据《岐海琐谈》记载，“当年八月丁酉甲夜，贡院火，士之蹂践燔爇以死者百余人”。当时由于贡院建筑为茅棚结构，又因温州当地的考生多达8000人，试场不足，连年搭建，规模宏大。火起于厕室（可能是烛火不察，当时的考生允许带蜡烛进考场），不能及时发现，而守门者又紧闭大门（以防考生作弊的常规做法）。故当火势燎天时，“逃生者互相蹈藉，尸体竟积塞墙内外”。很多剧场大火因为人多恐慌，往往堵塞门口，比如一次著名的群体踩踏发生在1845年的广东，一场剧场大火就死亡1670人，创造了古今中外单场火灾的伤亡记录，群体恐慌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还有一种常见的恐慌是扰流型恐慌。流是指人群状态，但未必一定是“流动”的人群，比如这一次韩国京畿道音乐会事故，就是“人在街边站，灾从脚底来”。扰是指外来刺激，具体的“扰”取决于人群的感知，比如1988年尼泊尔有一次足球比赛时突发冰雹，人群蜂拥逃离结果踩死93人；1999年白俄罗斯明斯克发生的地下行人道的踩踏，仅仅是因为一场大雨，人人都希望躲雨，结果在地下行人道发生踩踏，53人被踩死；还有发生在印度的一次踩踏事故，是因为电线杆倒塌。以上的群体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大家都没有预想到灾难。如果有预期，这些灾难显然不会发生。所以，扰流型恐慌是典型的管理失误，只要稍微加以防范就可以避免。
　　那么，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扰流型恐慌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可以说是公元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前秦之所以失败，是典型的扰流型恐慌导致的，他们既没有进攻，也没有溃败，仅仅是在后撤过程中，因为人心涣散、心怀恐惧、谣言纷起、沟通不良，导致87万人被8万人打败，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成语和典故，如“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群体灾难学的本质，就在于避免恐慌。如果大家原地不动，踩踏就可以避免。有时候外在的危险基本不存在或不是那么紧迫，令我们恐慌的，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和逃生心态。
　　如何避免群体灾难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在近期发生的韩国音乐会事故中人群并没有移动，怎么也会发生悲剧？实际上，音乐会的通风口发生塌陷，很难在静载荷下发生，塌陷很可能是激烈蹦跳的结果。这就是主办者考虑不周了，没有发现潜在的危险。所以，韩国的音乐会悲剧有两大原因：一是对环境的危险考察不周；二是对事故的响应发生延误。如果发生群体踩踏，30分钟的延误足以导致现场大部分恐慌受害者死亡，因为恐慌蔓延是非线性、成指数蔓延的，一旦恐慌发生，不到人群耗尽能量，踩踏不会停止。所以，一点延误往往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1990年7月2日，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附近一条地下行人通道发生踩踏事件。当时主办者很纳闷，为什么浩浩荡荡的朝圣人群进入地下通道后，另一端却没有人出来，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有1426人被踩死了，这是因为地下通道照明不足造成的事故。所以，对于扰流型恐慌，身处人群当中的当事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所有的责任都在主办者或管理者的身上，而且往往是应急方案出错。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对群体性灾难极为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的灾难处理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对当事人问责，对决策者、规划者免责，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是“捡芝麻丢西瓜”。当事人不过是执行计划，而有些群体性灾难早在计划制定之时就留下了安全隐患。同样，带来伤亡的是人群，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深究当事人的过失，往往会转移对灾难性质的调查关注，不能得到吸取教训的结果，这或许是校园踩踏事故频现的原因吧。那么，作为管理者应当如何避免踩踏事故呢？首先，要了解人群。对人群的组成、规模、性质全面掌握，才能有针对地派驻管理人手，提供及时的帮助和引导；其次，要了解环境。避免因为硬件故障导致对人群的冲击，比如这一次导致韩国音乐会悲剧的通风口隐患，是可以预先排查出来的薄弱环节；第三，要注意照明和通讯条件。群体恐慌是由于信息不足所致，所以一定要提供办法让人们知道他们所处的状态，消灭谣言和误解产生的条件；第四，要加强监管，及时发现人群的异常。通常踩踏发生前，人群会在压力作用下发生脚不踩地、身不由主的移动，这时应及时报告当事人，有助于缓解人群中的压力；第五，要提供应急支援。踩踏的发生具有高度的非线性发展特征，抢救的分秒之差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身处人群如何避免踩踏伤害
　　那么，假设我们就处在人群当中，如果出现问题，当如何避免踩踏呢？首先，在公共场所要注意环境的出口，随时准备就近逃生而不是原路返回。尽可能靠墙站立，而不是随波逐流；其次，要注意避免进入人群高度密集的区域，这种密集有可能是环境造成的，比如某个出口造成瓶颈，也可能是管理造成的，比如免费礼物或特别的地点，能让就让，能躲就躲；第三，发现踩踏的先兆，立即高声呼救，让外围人群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先兆，对进入型和逃出型恐慌来说是人群挤压压力太大，对扰流型恐慌来说是“脚不踩地、身不由主”；第四，避免对人群带来扰动，比如发出怪叫，或者做出突然弯腰系鞋带等不符合人流趋势的行为。如果这种扰动不可避免，比如摔跤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大声提醒周围的人发生了异常，不要再前来挤压了。如果以个人的力量对抗人群的力量，闷声“死磕”，结果会带来更大的悲剧。
　　很多所谓的逃生常识要求当事人采取某种姿势对抗踩踏，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有研究表明群体作用力可以达到几乎不可能反抗或控制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群体性灾难死亡都是由于挤压性窒息，而不是新闻中提到的“践踏”。踩踏导致的挤压性窒息往往是人们垂直叠加或水平推挤的结果。在某足球场事故的警察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体堆积达3米高，所以任何姿势都很难对抗人群的压力。我们在发生踩踏的人群当中，只能相信本能，随流而动，不要试图抵抗，抵抗是没有效果的。有研究证明，在模拟的“恐慌”条件下，只需要5人就能产生3430牛顿的作用力，个人的抵抗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最好的自救就是大声报警，让人群外围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从外围来解困。
　　对付群体性灾难，我们只能相信理智，而不是蛮力；相信报警，而不是对抗性自救；相信预防，而不是补救。如果大家都能采取主动的预防性的态度，群体踩踏是可以避免的。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