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局势：社会裂痕下的动荡

除了热带风情与异域文化，近些年来，泰国留给世界的标签恐怕还有源源不断的社会抗争。曾经发生于2008～2009年的政治危机是泰国民众和相关利益团体参与政治抗争的高潮，它集中映射了当今泰国社会多重复杂的社会矛盾。然而，在这种抗争形式偃旗息鼓数年后，一度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再度爆发。自2013年末起，泰国局势再次动荡，古老的中南半岛因红黄双色激烈的政治斗争再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2013年11月，泰国国会下议院通过了由执政党为泰党提出的特赦法案草案，根据该草案的内容，2009年9月19日至2011年5月10日在公共集会中违法以及发表不同政见者将被免除处罚。尽管为泰党一再强调，该法案旨在推动泰国社会的政治和解，但反对党以及超过半数的泰国民众仍然坚持认为，该草案的通过实际上是为现任总理英拉·西那瓦的哥哥、如今依然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返回泰国铺平道路。特赦法草案的通过成为了泰国政治危机再度爆发的导火索，在反对派的施压下，总理英拉于2013年12月9日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并于2014年初重新进行选举。然而，尽管近期泰国宪法法院驳回了反对党提出2月2日新一轮大选无效的诉求，暂时维持了英拉政府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但此次判决更是进一步将泰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利益斗争、贫富差异等社会裂痕撕开。如今，泰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没有赢家的社会乱局。

　　家族政治：权贵与民众的裂痕

　　缘何泰国社会对于涉及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现任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的哥哥）归国的问题如此敏感？这一问题或许可以被视为是民众与泰国家族权贵政治矛盾的直接体现。

　　家族政治在泰国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尽管20世纪初泰国结束了君主制的统治而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现代政体，然而，历史上长时期的王朝政治与贵族政治使“家族”与“团体”的概念深深根植于泰国社会的政治思维中。从历史上看，家族与亲缘关系的繁衍是泰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隐性动力之一，而家族在范围上是国内精英们进行政治表演主要的空间场所，这也使得以家族为起点的政治发展模式深得泰国政治精英们青睐。

　　随着家族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家族成员之间的“庇护制度”也就成为了家族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政治体系本身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位阶关系，当家族政治的网络关系形成后，处于较高位阶或者是拥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主体会对资源需求者提供各种帮扶。在互助关系形成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依附性会得到加强，进而进一步巩固这种庇护关系。从因果上看，庇护关系的形成是循环往复的，循环式的依赖关系在建构起家族实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压缩了普通民众在社会资源所有率中的上升空间。尽管当代泰国也建立了现代军队体系与公务员制度，将个人智力与能力纳入职务考评体系之中，这一渠道的开辟仍然只是为中下层民众开辟了有限的上升空间，而整个泰国社会的流动性仍然较低，主要的家族仍然控制着泰国政治的权力核心与经济命脉，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利益集团。泰国民众对权利与社会资源上升空间的需求和泰国社会权贵阶层的固态化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当家族政治的话题再度围绕敏感人物展开时，泰国中下层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抗争意识便会被激发，进而引发强大的社会震荡。

　　在当代泰国社会中，前总理他信与现任总理英拉的西那瓦家族是最具财富与声望的家族之一。西那瓦家族祖籍中国广东，自19世纪中后期起移民泰国曼谷，后移居清迈并从事丝绸贸易。西那瓦家族在泰国的发展遵循了“商而优则仕”的轨迹，在广泛涉猎各类商业领域并在行业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后，西那瓦家族的成员纷纷踏上从政之路。他信与英拉的父亲奔历·西那瓦于1968年从政，曾担任两届国会议员以及泰国自由党领袖，21世纪初，西那瓦家族更是连续出现了3位总理，分别是他信·西那瓦、颂猜·翁萨瓦和英拉·西那瓦。

　　阶级对立：精英与底层的裂痕

　　从对立的双方来看，泰国街头愈演愈烈的政治抗争是反对派与英拉所领导的为泰党政府之间的一场对决，双方所代表的正是泰国城市的精英群体与广大农村的底层民众。从方式与程度上看，反对派人士已经充分展示了试图颠覆现有政治体制运作的决心，事实上，这种不妥协的群体性抗争也充分反映出泰国社会自上而下的阶级对立状态。

　　从他信到英拉，在政策上始终奉行向农村地区“一边倒”的倾斜政策，这使得泰国传统政治中的精英阶层，如皇室、军队、官僚体系以及城市中产阶层在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空间中不断被挤压。对于他信而言，在其就任泰国总理的初期，首要任务便是将泰国拖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沼泽，其中，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政策帮扶则是他信从底层恢复泰国经济动力的主要策略之一。而对民意支持的基数需求也要求他信从底层民众中获取其作为政治资产的民间威望。实际上，即使他信已经流亡海外数年，他在泰国民间底层的政治威望与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觑，这也成为了他信在海外左右泰国国内政局的一笔无形的资产。

　　在2011年就任泰国新一任总理后，为进一步自下而上复苏泰国经济并巩固长兄的政治成果，英拉选择了继续向农村以及社会底层群体倾斜的政策，例如提高政府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底层民众的最低工资标准等。然而，英拉的阶级倾斜政策直接为泰国政府累积了相当于国家预算总额近8%的债务，这一直接危及国家经济核心的后果引起了泰国精英阶层与传统体制对她的怨恨，一度被他信和英拉领导的泰国政府在过度挤压了上层社会的利益收缩空间后被迫受到对立群体的反扑。因传统王朝政治根深蒂固的影响，泰国社会已经存在的阶层对立与阶级矛盾被进一步点燃，底层民众试图维护既得的利益，而精英群体则在抗争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荣耀”，这使原本便相对不稳定的泰国政治体制在执政者与反对派的对决中愈加脆弱。

　　架空民主：传统与现代的裂痕

　　1991年军事政变后，泰国开始步入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宪法和选举制度逐步得到恢复。根据泰国1997年宪法的规定，泰国的国王与王室是国家的精神象征，并无过多实权，政府首脑为总理，通常由众议院联合政府（多数党领袖）初任，再经由国王指定。纵观泰国20多年的民主政治之路可谓布满荆棘，持续不断的政治抗争与并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主导了泰国社会近10年的发展之路。2013年年底再度爆发的政治危机，更是从制度上暴露了“民主体制”下泰国传统印迹与现代政治诉求之间的裂痕。泰国社会政治动荡的制度漏洞之一是各政府部门与政治力量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这一制衡的缺失是脆弱的泰国民主制度与强大的传统体制相撞后的必然结果。从权力分配的角度上看，国民议会掌握立法权，然而作为国家元首的泰国国王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精神象征，却有权修改、取消、甚至变更宪法，这使泰国的权力分配处于重叠与混乱的状态之中。同时，军队的效忠对象为泰国国王，也就是国家元首，而非泰国政府，泰王对军队的干预效力与影响力始终很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数次政治危机中，泰国军方鲜有采取直接有力的措施维护政府方面的利益或平衡社会矛盾。而泰国对军权的限制仍然较少，军队仍然依附于为其创造群体利益的某一政治力量，军队的力量常常被服务于内阁中不同派别的权力更替而难以保持中立的状态。军人政治本身是一个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背离的概念，由于传统的军人政治模式仍然通过王权与其他政治力量交叉影响着泰国政治的走向，现代文官体制很难挣脱军人政治的影响而形成一套独立运作的体系，这使泰国的民主政治从制度根基上被架空，很多时候甚至成为一种虚设的政治样品。

　　另外，从社会结构的深层上看，泰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精神与民主意识。对于权力所有方而言，自我约束与制度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同样重要，而泰国国内的各政治力量很难通过一种理性或合理的方式表达不同的声音，几乎每一次的反抗必须通过以牺牲国家和社会发展作为代价的政治抗争来展示。在形式上，参与者更是倾向于使用占领、压迫等相对极端的方式迫使对立方做出政治上的让步，这正是传统政治模式下抗争思维与行为路径的直接体现。有学者认为，泰式民主的问题之一在于过早引入了“民主”，泰国此前并没有经历工业化、公民发展等阶段，故社会并未具备真正的民主精神。泰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着传统“内核”与现代“外壳”之间的裂痕。

　　随着2月2日新一轮大选的结束以及随后反对党民主党对选举有效性的质疑，在经历了持久的混乱与动荡后，泰国的政治危机仍在未知中延续。2014年2月14日，泰国当局派遣了数百名防爆警察到曼谷的部分关键地区执行“清场”任务，这些地点多为政府的关键办公场所，而这些区域在此前已经被反对党的示威者们占据。泰国局势动荡以来，政府对年度GDP增长率的预期不断调低，政府的社会职能行使效率不断下降，泰缅边境的贩毒和武装走私活动日趋猖獗，对于暂时逃过“危机”的英拉政府而言，如何尽早恢复泰国社会的稳定，并以和平有序的渐进方式改善泰国已经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才是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对于每一位未来泰国的领导者而言，如何弥补政治发展的裂痕恐怕是带领泰国走出政治动荡“死循环”的最大考验。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