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的悲剧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14日出生于河南光山董店(今属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3月，高敬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由于作战勇敢兼粗通文墨，加上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六大后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于部，高敬亭不断得到提拔，崭露头角。1930年当选光山县苏维埃主席，后先后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他参与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了光山独立团、赤卫师、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并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80余处，成为红军中的一名优秀指挥员。

　　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1934年11月，中共中央派程子华转达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长征，对外称“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于是，吴焕先奉命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高敬亭则留下坚持斗争，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威震大别山

　　

　　1935年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红二十八军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全军仅1400余人。巍巍大别山又重新扬起了一面红旗。

　　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千余人的武装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

　　3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与敌战斗数百次，总计歼敌7.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自身则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达3100余人，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抗日英雄

　　

　　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不久，1938年2月，中央军委将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这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高敬亭占4个团3100人)。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歼灭日军500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部队也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其中，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此外，高部的桐城棋盘岭战斗也很出名，战斗中首次活捉了40名日军，这都是新四军战史上的骄傲。

　　

　　错杀始末

　　

　　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不仅主动撤出根据地，还居然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让第四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等人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刚正不阿的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是“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对高非常不满。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这样，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陷入了桂系部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第四支队应该立即东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中共中央也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高敬亭从他的经验出发，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大别山。因此在东进问题上与新四军军部领导发生了尖锐冲突。军队在行动上也不免迟滞，这就使军部领导更加不满。

　　以上后来成为高敬亭被处决的罪因之一：“不执行中央路线”、“对抗中央在武汉的领袖(王明)”。

　　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四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是，时隔不久，高敬亭又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连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同时，叶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高部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进至合肥青龙场一带。之后，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这份项英要杀自己虎将的电报，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诈。因为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的17万正规军，打了3年，都抓不到这个高敬亭，现在共产党却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当蒋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情后，便明白这是中共内部的内讧。于是高兴地“借刀杀人”，当即给项英、叶挺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请”二字，——意即表明杀高是项英和叶挺请求的!

　　叶挺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电令来到肥东青龙场褚老圩。高敬亭听说军长来了，便从舒城驻地赶来见叶挺，当时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但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当高敬亭到青龙场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高的警卫员武器被缴，高立即被关押起来。

　　从6月21日至23日开始，在四支队驻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在合肥青龙场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邓子恢主持大会，会上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批准。大会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根本没有想到，军部领导会展开对他的斗争。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他坚持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

　　6月24日，在被宣布枪决后，高敬亭坦然面对：“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必须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系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然后，他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叶挺军长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叶挺庄重地还了军礼，十分感慨地说：“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闻言泪下，然后在叶挺警卫班战士的“护送”下，朝荒野走去，不久远处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一个曾经被蒋介石悬赏的红军将领，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冤情被昭雪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叶挺心情十分沉痛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当讨论到高敬亭问题时，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诚恳地表示悔恨。但历史的冤情并没有因此得到昭雪，相反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高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高的部属，在事件之后仍然受到歧视和打击甚至迫害。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敬亭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始终坚持团结为主的方针。鉴于高敬亭与王明、项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过处理高敬亭3点意见，也完全符合慎重、团结的精神。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毛泽东问他：“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

　　高敬亭罹难后，江北指挥部又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部分干部的恐慌，这对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当时，第四支队一片混乱，有些指战员甚至被迫离队，当时的局面差点失去控制。后来，原第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作为新的第四支队当家人，徐海东认为杀高是极其错误的。讲起这件事，作为曾经和高敬亭在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徐海东很激动地说：“高敬亭同志坚持3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狱中写下的那份诀别书中，高敬亭深感革命事业未竟，眷念革命生涯，并嘱咐将自己的幼女交给人民抚养，对党和人民毫无怨言。然而，他的妻儿却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直到长大成人后，高敬亭之女才知道自己的不幸身世。

　　1975年11月10日，已经长大成人的高敬亭之女高风英大胆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2月14日，病中的毛泽东接信后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生前指示，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核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于过”的历史，推翻了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属在政府协助下找到高敬亭的陵墓，并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10月，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风英，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1989年6月，高敬亭生前老战友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