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

陆征祥，字子欣，1871年出生于上海，早年丧母，与父亲陆云峰相依为命。陆云峰早年就信基督教，靠为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为生，他对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这深深影响着陆征祥的求学之路，使陆征祥没有走读八股、求功名之路，而是在13岁那年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父亲希望陆征祥能够成为一名收入稳定的邮政办事员，但是，由于陆征祥成绩优秀，被保送至北京京师同文馆学习。1892年的一次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外交家。

　　

　　初登外交殿堂

　　

　　1892年，陆征祥被选派为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遇到了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从此走上了外交之路。许景澄是晚清驻外大臣中一位比较开明且有抱负的外交官，他对这位小同乡沉静稳健的性格颇为赏识。陆征祥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拜许为师，许景澄开始逐渐注意培养陆征祥成为一名外交官。如果说陆征祥拜师许景澄改变了陆征祥的人生，把他引入了外交殿堂的大门的话，那么，许景澄对陆征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培养则是陆征祥成为一名优秀外交人才的天梯和基石。

　　从陆征祥拜师的那天起，许景澄就倾注心血对陆征祥进行了全面的训练和指导。他从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入手，教会了陆征祥基本的外交礼仪，并训练陆征祥外交官的基本素质。更为重要的是，许景澄还设法提高陆征祥对于国际政治和中外交涉事宜的观察能力和分析水平。

　　许景澄的目标是把陆征祥培育成一位未来的外交首脑，所以他十分注重对陆征祥进行外交技巧的训练。此外，许景澄深知，教人做外交官难，但教人做好人更难，他痛恨清廷官场黑暗，吏治腐败，所以他希望陆征祥能够成为一名廉洁清明的官吏。而陆征祥也没有令他失望，后来，无论陆征祥当公使，做外交部长、国务总理，都从来没有抽过鸦片，也没有赌博行为，甚为官场同仁侧目。他在国内没有自己的洋房，在外国也未有大宗的存款，更没有因为执掌权柄，而受贿行贿出卖国家权益，他的操守完全遵守了许景澄的“行尧之行，言尧之言，服尧之服”的人生格言。此时的陆征祥处处都模仿许景澄，一举一动都十分的相像，以至于驻俄使馆的其他馆员都戏称陆征祥为“小许”，由此可见，许景澄对于陆征祥的影响之巨大。后来，陆征祥曾如是说：“没有他，我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绝不会成为修道院修士和教士。”

　　

　　九任外长　荣辱并存

　　

　　随着不断的历练，陆征祥已经逐渐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在欧洲问题方面，他先后充当过许景澄、杨儒、胡惟德3位清政府驻外公使的翻译，在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陆征祥已经成为这些公使所倚重的人物。1906年，陆征祥出任驻荷公使，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委派为中国出席第二次海牙和会的专使，表现出色。最令人称道的是，陆征祥与其他弱小国家代表一道，联合向与会的大国抗争，最终确立了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国家的方法，这一结果，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国成立后，陆征祥由于在外交界的威望，毫无争议地当选为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其后更是9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成为内阁总理。

　　陆征祥成为外交总长后，大力改革外交部。首先，制订了新的外交部组织法，建立新的人事制度；其次，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杜绝了清末官场任人唯亲的风气，人员必须经过考核方可录用；再次，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的关系；最后，还对地方涉外机构进行了改革。

　　他的这些心血没有白费，中国外交机构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奠定了北京政府外交机构的基础，使中国外交机构走上了近代化的轨道，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基本沿袭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模式。可以说，改革外交部是陆征祥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有荣也会有辱，陆征祥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莫过于主持了中日“二十一条”的谈判，代表北京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成为了自己人生的“死案”。但尤为有趣的是，“二十一条”签订后，“五四”运动中学生所要求严惩的卖国贼却是曹、陆、章，其中的陆却不是陆征祥，而是陆宗舆：主持谈判的是陆征祥，代表中国签字的也是陆征祥，但国人却不认为他是卖国贼，而把矛头指向了参与其事却不是签字人的曹汝霖，其中也是有原因的。陆征祥在谈判中的殚精竭虑在会议记载中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不过是奉袁世凯的命令行事，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但把条件减轻，还努力把对中国危害最大的第5号取消，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虽然如此，陆征祥一生始终把签署“二十一条”作为自己人生中的“死案”，一直耿耿于怀，为此愧疚自责，忍受良心的折磨。但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为他赎罪的心打开了一扇窗户。

　　陆征祥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始终想要把从自己手中失去的国家权益讨还回来，尤其是中日“二十一条”这个心中的死结。早些时候，陆征祥始终提倡中国参与一战，以便利用战胜国的身份将失去的权益讨还回来，他心中始终抱着“公理战胜强权”的希望，力求在巴黎和会中取得外交的成功。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在会议的焦点一一中国山东问题的交涉中，陆征祥看出了这样一种倾向：“总之，强权利己之见，决非公理正义所能动摇。”他终于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清醒过来了。在北京政府不肯给出明确态度、明显不想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陆征祥最终决定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表现了中国外交强硬的一面。陆征祥从此也心灰意冷，在象征性地出任萨镇冰内阁外交总长后，到1920年8月13日辞职，他完全退出了外交界。

　　

　　赴欧入教　晚年生活

　　

　　陆征祥于1899年成婚，妻子博斐·培德女士的父亲曾是比利时国王的侍从武官，当时的这桩中外婚姻遭到了很大的反对，连恩师许景澄也不例外。但是，陆征祥仍毅然决定娶大自己16岁的培德女士为妻，事实证明，培德女士确实是陆征祥的贤内助。

　　培德女士继承了父亲军人的特质，体格上健壮丰满，有着刚毅的军人气概的同时，还保持着军人主持正义、鄙视以强凌弱的优良品德，而且没有欧洲殖民主义者趾高气昂的习气，身上还散发着成年女性的魅力，对自小缺少母爱、体质差、精力弱、多愁善感、渴望找到一个安全归宿的陆征祥来说，培德女士所具有的刚毅坚强和娴熟沉静都是他所追求的，而二人互补的个性则是二人彼此完美的补充。最终陆征祥冲破了所有阻力，与培德女士携手走进教堂，他曾将父亲陆云峰、恩师许景澄和妻子比为自己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三个人。培德女士既能照顾陆征祥的日常生活，还为他的政治活动出谋划策。

　　1922年初，一向身体健康的培德女士突然得病不起，医生认为欧洲更适合养病，于是，陆征祥为了夫人早日康复，只好前往欧洲，同时受北京政府委任为瑞士公使。为了挽救夫人的生命，陆征祥想尽办法。夫妇二人都信仰公教，而1925年为公教圣年，陆征祥就亲自前往罗马朝圣，请求教皇为夫人祝福，并得到教皇亲赠的圣年纪念章一枚，这虽然不能减轻培德的病痛，但在精神上却是莫大的安慰。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安然谢世，享年71岁。

　　1927年7月5日，陆征祥辞去公职，进入比利时有着悠久历史的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诺修道院修道，取教名天士彼德。此时，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者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怀着涤罪的心情潜心学习拉丁文和研究神学。1935年6月29日修道院毕业后晋为神父时，陆征祥已是64岁高龄了。1946年5月，罗马教皇委任他为根特圣伯禄修道院院长职务，赐以蒙席(领主教衔)。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在比利时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溘然长逝，卒年78岁。

　　纵观陆征祥的一生，他的前半生毁誉参半，而其后半生则功德圆满，在宗教领域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和地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隐修院中，陆征祥的爱国、报国热情也越发激昂，赤诚之心至死不渝。

　　《申报》1948年4月15、16日专发了《谈陆征祥》一文，对他的一生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是‘忠’之魁首，又是‘奸’的班头”，但归究到底，他以大富大贵之人而隐迹潜修，终成正果，非常难能可贵，绚烂一时而归于平淡可能正是陆征祥所想要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