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反思

一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名默默无闻的副教授，就因为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了7天《论语》，很快地被社会大众接受。她随后出版了以讲座为底本的《于丹(论语)心得》，到今年3月底已售出300多万册，如果考虑盗版的话，发行量大概在400万册以上。其书在图书大厦一天竟售出14000本，报道说于丹9个小时签售12600本，平均每2．5秒签一本!尽管签售数量有些夸大其词了，但该书火爆的现场销售却真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单日签售最高纪录，也创造了近年中国内地畅销书的最高纪录。而今年2月出版的《于丹(庄子)心得》也获得了很好的销售量。于丹如此受到众人的喜爱和追捧，而且是如此之火爆，以至于有些人称这种社会情景为“于丹现象”。

　　在受到众多观众读者喜爱的同时，“于丹现象”也遭到了部分人的质疑，被认为是“文化快餐”，大白话的解读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与毁灭。今年3月初，北大等学校的十博士联名反对于丹，指责她的讲解和她的书在学术上有很多硬伤，歪曲了孔子、庄子的本意，出现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误导大众。反对者在2007年3月3日的于丹签售会上，打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口号。更热闹的是，3月中旬，西南地区的十名文学博士生却联名声援于丹，与此同时，域外的汉学家也纷纷对“于丹现象”大加评论。于是，一片欢迎声、嬉笑声和讨伐声中，“于丹现象”更见红火。央视也声称，今年还要推出更多的学术明星，要坚定不移地把“于丹现象”延续下去。

　　

　　二

　　

　　“于丹现象”及围绕这一现象所发生的一切争论都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人们会对传统文化突然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人们会有如此强烈之反响?大众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背后原因的探索，将比对于丹解读经典文献是否正确这个问题的争论更有意义。简略地说，“于丹现象”之所以形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于丹现象”是大国崛起时的文化伴生现象。相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崛起，民族正在复兴。而我们国家的崛起走的是一条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让文化、科技等软实力先强大的策略。在软实力日益增强的过程中，向世界、向国内13亿民众提供怎样的一个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所以，直至目前，学术界一直对于“让儒教重新回归国家文化权力中心”这个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这场争论反映到大众文化领域，就是要求以儒教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中应有其合理的表达渠道，“于丹现象”只是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

　　第二，民众文化需求的迫切性直接引发了“于丹现象”。一方面，在我国的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在改革中获得的与付出之间的均衡性与公正性被打破，由此引发了人们的许多心理问题，如冷漠心理、妒忌心理、逆反心理、浮躁心理等。当正统的价值观念解释不了上述现实现象时，一部分人就失去了评判人生意义的标准，从而导致心理结构的失衡。人们面临的这些困惑和压力，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起来。正如于丹所说的：“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于丹讲解《论语》恰恰满足了大众的这两种心理需要。它做到了通俗、有趣、有用。她讲的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道理，不管它是不是经典中的原意，却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听明白了。“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做的是文化普及工作。”她也使得人们感到孔子和庄子并不神秘，也能够谈论了。而且许多人由此解决了心理的一些困惑，得到了心理安慰和平衡。

　　第三，“于丹现象”是消费文化助推的结果。随着人们的自然性(生理性)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需要，如求知欲望。如此，人们的心灵深处强烈渴求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化消费者，消费文化兴起。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消费兴起虽然只有十几年，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消费文化以大规模复制、快节奏、炒作、拼凑、碎片化、平面化等为标志，直接助推了于丹的成功。譬如，作为消费文化的传播机器，传播媒介越来越大众化和社会化，大众传播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电视媒体。民众认识了于丹，并接受她的观点，与电视这一媒体密不可分。而中央电视台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更强化了它的传播作用。所以说，消费文化的需求和消费文化的传播机器是于丹迅速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于丹现象也是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直接交锋的产物。《论语》、《庄子》，这些“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是学术精英文化与消费文化争论、交融的结果。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域可以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人们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争夺的是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域获得成功的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会遭到抵制，不被承认。但是，无论精英学者持的是反对抑或是赞成的态度，精英文化做出反映的本身就促成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譬如，在“于丹现象”中，著名学者李泽厚的欢迎和著名学者朱维铮的强烈反对就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同时推动了“于丹现象”的兴起和火爆。

　　

　　三

　　

　　美国心理学家塞里说：问题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对待它。故而，我们应该在思考“于丹现象”的社会心理渊源的基础上，全面地看待“于丹现象”。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可“于丹现象”的正面效应是主流的。最重要的正面效应可能就是这一现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牵了一根线，搭了一座桥，既部分地满足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又为传统文化如何在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做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胡锦涛就曾说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将古老的经典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其中优秀和精华的部分。于丹把孔子请出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于丹现象”有其负面的消极作用。美国学者理查德·凯勒·西蒙在《垃圾文化》一书中说：“所谓的‘垃圾文化’，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因此，对于丹的解读经典行为，我们要进行负面效应的关注，并力求更正之。譬如，于丹的解读有误读之处，存在许多常识性错误，她将一些古文按字面意思进行解读，致使一些学者如朱维铮等人怀疑于丹本人对《论语》的文本及其渊源并没有多少了解，这反映了于丹在承担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时的力不从心，从而会产生误导大众的严重后果；再如，于丹借解读《论语》文本之机，有意无意地宣传非孔子的思想，有借机表述自身的人生观的嫌疑；另外，于丹对传统文化的消费主义式的解读也有使人们心灵浮躁、急功近利，不愿读原著，读书不求甚解的负面作用；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于丹们的解读行为可能会成为一种公益的文化传播行为，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仅为一己私利而漠视其负面后果的商业现象。等等诸如此类的负面效应要求我们慎重对待这一社会现象。

　　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我们还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有更具备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设计与把握。央视等大众传媒今后会推出更多的于丹们，期盼这些传媒在发扬贴近大众的接受特点、带有世俗化甚至娱乐化色彩的风格的基础上，能够将一些低级的错误降低至零，这应该不是一个太过分的要求。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