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林彪(上)

在阅读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下的注释,它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注释限于篇幅,并没有让读者完全了解这篇文章历史的来龙去脉。其实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党内同信,批判的是当时存在的对时局估量持悲观态度的思想,林彪是这种思想的一个代表。本文即做个基础性的工作,帮助读者对此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在此之前,林彪已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时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和战士思想十分混乱。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前委,而不赞成成立军委代替前委。在1929年6月8日的白砂会议讨论是否要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时,林彪与刘安恭发生了激烈争吵。林彪指出,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摆脱前委的羁绊。就在当晚,林彪送来了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对于当时的情景,时任前委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也许是年轻气盛为毛泽东打抱不平,或者出于对成立军委主张的气愤,信中措词十分尖锐。林彪在信中说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对于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表示辞去前委书记、离开前委的意见,林彪说道:“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山头”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一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但是林彪这样拥护毛泽东,而相反当时一些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使毛泽东对林彪不仅从感情上有种特殊的心理,而且使毛泽东觉得林彪能够看出问题,并且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可能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很信任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写了《给林彪的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林彪的来信,毛泽东写道:“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此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代理书记陈毅去了上海,前委机关实际不健全,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敌人又不断围剿,而红军屡战失利。为了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在此次战斗转移中,红军精锐损失不少,第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第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次损失总兵力约1/3,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所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因为自作主张打了一仗,虽然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林彪本人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不发零用钱。林彪对身边人发牢骚:打了胜仗,记了一个过。记过还不要紧,扣掉两块零用钱,没烟抽了。此后,部队接连失败的情绪和林彪本人受到处分,都使他心情处于悲观状态,一直郁郁寡欢。直到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才精神振作起来。于是于1930年元旦以给毛泽东拜年的名义,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征求批评意见。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陈毅在中央举行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在谈到林彪的写信时说:“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主席,也写了封信给我,说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好,趁过年之机,我们大家进行一点自我批评,举行一点会议,对我个人有点什么意见,希望提些批评。”林彪在这封信中,再次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和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缺乏信心,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一建议早在毛泽东尚未回前委,队伍驻在福建上杭和汀洲之间的官庄时,林彪就提出过,并要求前委讨论这一建议,但未获通过。此次他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可见此悲观论调由来已久。

  那么为什么林彪这时仍然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的估量态度呢?其实从大革命失败后,加上此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以致在党内和红军内就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而且随着井冈山斗争环境的艰苦形势越来越严重,林彪便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指出:“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他的这种情绪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来,曾在红28团党委会上“多次讲过”。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这种言行应该说影响是很恶劣的。但毛泽东当时并未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因此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没有放在心上,以致林彪的悲观情绪发展越来越厉害。

  1929年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林彪在会上发表了悲观的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给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学习。对于林彪此时的思想变化,由于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一直到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红四军内部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毛泽东才有时间和精力,针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毛泽东的回信循循善诱,深入透彻

  

  由于这种情绪在当时红军中比较普遍,因此毛泽东决定用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而之所以特别选择林彪作为“说服”对象,则有两个历史原因:一是林彪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反反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是在革命遭受暂时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此前后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林彪拥护毛泽东,毛泽东很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和对自己的支持。因此批评说服林彪,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爱护和帮助,并可以借此教育所有持此种思想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同志的团结。

  1930年1月5日,在结束一场战斗顺利返回古田的当日晚上,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毛泽东写下了这封六七千言的长信。此时距古田会议不足10天。

  毛泽东完全是用回信的口气写的,开头即说: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接着就对林彪信中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意见,直揭主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又迅速到来的巨额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xxx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作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对于林彪悲观主义看法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分析认为,“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认识。”具体表现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而正是中国社会这个最主要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混战,敌人总是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阔的农村尤其是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和偏远农村,敌人则无法占领,成为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恰恰就是在不同统治集团的缝隙中,在四周白色政权中,能够有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对于林彪等人产生悲观主义思想的原因,毛泽东也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1)中国的革命力量虽然弱,反革命力量也是弱的。(2)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形式上虽然弱小,但却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是问题的实质。(3)反革命力量表面上强大,本质上却是虚弱的。(4)革命高潮能否到来是由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决定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不断激化和发展,注定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

  因此,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和红军指战员们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1)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2)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看,自然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本质。(4)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泽东的回信,深入浅出,说理精辟生动,说服力很强。毛泽东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责任编辑 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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