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的来龙去脉

古代中国，最高统治权之确立，常带有非常神秘的色彩，往往需要一种物化的器具，以作为正统与合法的象征。时至夏代，金属铸造技术已较为成熟，各种器皿多有铸造而成者。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九鼎，也就应运而生。

　　

　　鼎之演变

　　

　　鼎原本是古代烹饪之器的一种，用以炖煮和盛放肉食。鼎内置物，鼎下足间举火，功能与现在所用的锅无异。“鼎”字属于象形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直至当今的楷书，仍保留着鼎的形体特点，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带有浓重的活化石色彩。据许慎《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而出土的古鼎可以证明，三足圆鼎确实是通用形制，但也有特例。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四足方鼎。最初的鼎，是由黏土烧制而成。属于陶鼎；后来因铸造技术的进步，青铜鼎逐渐成为主流。鼎也终于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曾长期被视为立国重器，象征着国家的威仪和权力。同时，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以鼎为祭器或礼器的作法，源远流长。礼仪源于先民的风俗习惯，礼器则脱胎于生产生活用具并予以升华，鼎随之也就从当初的炊具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能。据《墨子·耕柱》，早在夏启之时，鼎已被作为祭器或神器。另据《说苑·君道》记述，商时，大旱七年，汤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天大雨，表明商代同样以鼎为礼器。在殷墟甲骨文中，求雨用鼎之记录不止一处。周代，重大祭典上重要祭品也被放置于鼎中。《逸周书·世俘》载，武王灭商后。返宗周告庙献俘，杀祭商重臣百余。将人头放在鼎中，奉上祭台。

　　夏商时期，等级制度不断发展。鼎作为祭器，也成为等级的标志物。至周代，等级制度即所谓礼制繁琐而严密，各种礼器的使用因贵族身份等级不同而有严格的规定，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位置。据《春秋公羊传》载，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汉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随着用鼎制度的确立，鼎成了权力的信物，而“九鼎”则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九鼎溯源

　　

　　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但确切的文字记载，则较为晚近，最早见于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至伊川伐陆浑戎，后至洛水，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无奈，遣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王借机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道：“政德清明，鼎小亦重；国君无道，鼎大亦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之轻重不当询问。”楚王问鼎，大有觊觎周王朝天命而代之的不臣之心，以致其后“问鼎”专指图谋篡夺王位。在其后行世的《战国策》里，也有秦临周而求九鼎的记载。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群起，逐鹿中原。楚庄王之“问鼎”，秦王之“求鼎”皆是对最高权力的觊觎；而周王为自保，便不断神化“天子九鼎”，经御用文人前仆后继的加工创作，使九鼎最终成为大禹所铸，三代相承之宝器，被蒙上一层层神秘色彩，且不断向细节深化。《左传》中便有涂山大会的记载。禹大会诸侯于涂山，诸侯各带朝贺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后九州所贡之金(即青铜)年年增多，大禹便受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启发，将各方诸侯进献之金，铸成九鼎。一州所贡之金用来铸本州之鼎，并将州内山川形势与各种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于鼎上。五年后，九鼎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象征中枢。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禹为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君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

　　后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就迁于周镐京。后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传徙三代约二千年。无论朝廷还是民间。“禹铸九鼎”的神圣性，已不容置疑。

　　至西汉时，司马迁采当时流行说法予以总结归纳，《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一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日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可见，在周末战火频仍的混乱中，九鼎神秘失踪，成为千古之谜。

　　秦始皇时，命制传国玉玺，君权信物已由金转玉，但其仍思得九鼎。《史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至汉时，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方士新垣平云“周鼎亡在泅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阴有金宝气，周鼎要出现，要在汾阴南，临河建庙迎周鼎”。后新垣平因诈称“金宝气”等事发被杀，并株连其家室宗族。但武帝即位以后继续迷信鬼神，方士们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五十年后，诈称汾阴出土宝鼎，献于武帝。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铸鼎余波

　　

　　秦皇、汉武未得到九鼎，其后帝王便不再继续寻觅，却每有仿铸之议。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日永昌，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鼎、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无下文。

　　

　　文化价值

　　

　　从文化学角度言之，鼎是金文化的见证，也是商周文化的重要载体。禹铸九鼎虽属传说，但从陆续出土的商代大铜鼎可以证明，我国商代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精美的青铜又称吉金，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文明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此外，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实物，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以鼎为主流的青铜器所铸铭文，详细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使西周时期通用的籀文即大篆文字流传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篆，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有铭文的青铜鼎作为金文的载体，也因此身价倍增，成为珍贵文物。至今，“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仍在应用，象征着九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融入中华传统而不可磨灭。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