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否应该被研究？

爱情是否应该被研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假问题。科学研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禁地了，为什么爱情不可以被研究呢?爱情研究的历史却显示，爱情似乎不应该被研究。

　　爱情研究的最早旗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伯斯切德教授在他的一项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计划中提到了浪漫爱情研究。美参议员蒲克斯米尔在1974年发动了一场反对爱情研究的公众运动，理由是，拿纳税人的钱去研究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简直是浪费。部分美国公众认为，关于爱情我们知道的已经够多了，爱情不需要心理学家来告诉我们是什么，知道了反而不好了。公众对蒲克斯米尔的响应使研究计划终止，研究所被迫解散，研究人员被解雇，办公室经常收到恐吓信。

　　这场风暴持续了两年，在这个阶段，爱情研究似乎成了科学研究的禁地。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反倒引发了学术界对爱情研究的关注。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似乎并没有理会公众的抵触情绪，开始着手研究爱情，这导致了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浪漫爱情研究的繁荣景象，并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带来了关于爱情的全新的理解。爱情研究的成果就像一束文明之光照进了原始部落，公众就像原始部落接触文明时的惊喜一样，开始接纳学术研究带来的关于爱情的科学的知识，但这种接纳是隐藏着担忧的，就像原始部落担心文明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一样。

　　本人近年的一项调查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对某大学某班38名大学生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问到：“你认为爱情是否应该被研究?为什么?”问卷收集上来以后，发现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应该被研究，因为我们的爱情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借助爱情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处理得更好。其二，不应该被研究，理由是爱情因为神秘而美好，研究会让这种神秘感消失。“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再去做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其三，很难说。因为研究结果或许能让我们的爱情更顺利、更快乐，让我们对爱情了解得更多，不至于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但是，研究结果也可能让我们对爱情失去兴趣，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什么都明白生活也就没意思了。

　　随着爱情研究的发展，公众对爱情研究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抵触变成了矛盾——一面是害怕知道，一面是的确需要。当我们进入任何一个涉及感情的主题论坛，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关于爱情的发问、困惑、迷茫和感慨。这种需要似乎成了社会心理学家研究爱情的护身符：“社会需要，所以我们在研究。”同时，爱情研究的客观兴起，似乎也为爱情研究提供了合理性保障，“存在有其必然性”。然而，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爱情是否应该被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爱情不应该被研究”的理由并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爱情不应该被研究的理由。其实可以做这样的概括：科学研究的结论可能会改变爱情的生态环境。爱情生活是一个受感性规则支配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在苦乐其中。苦也好，乐也好，都是人的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可是，爱情研究的结论却会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举个例子，爱情研究显示，在恋爱关系的确立过程中，增加身体接触有助爱情关系的确立。这一研究结论似乎带来了好处，让那些追求异性困难重重的人似乎找到了良药秘方。可是，这带来一个后果，当人按照这个方式执行的时候，就不是感情的自然的展现了。本来是两个人在恋爱，现在成了一个人在和规则恋爱，另外一个人成了规则的牺牲品。

　　渴望通过规则获益，却被规则抛向真空，这似乎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个因总是吵架而参加婚姻培训班的人这么说，“原来嘛，总是吵架，后来去参加了一个婚姻培训班，老师就讲，要赞扬你的妻子。我学会了，我就拿回去使。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真的很好使，我一夸我老婆，我老婆那个高兴啊。后来，我就感觉很……(他当时没有说出来)。这么说吧，我感觉我老婆不是我的。她就像被我操纵的一个东西，我每次按照老师的规则就可以操纵她，她就会对我好。或者说，换了个人，我们可以不吵架了。但孤独尾随而至，对，就是孤独”。

　　人的这种孤独，或许是由科学理性导致的人的异化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体现。刚才提到，爱情生活是受感性规则支配的，所谓的感性规则是受人的感性支配的，它在私人生活领域中自发形成、积淀下来。爱情的生态环境正是在这些感性规则的保护下以其自然的方式存在着。当科学研究向私人生活领域进军的时候，科学研究在理性的引导下，发明、发现理性规则往往会改变人本来的生存状态。这就好比街头巷尾的棋局，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输赢其中，也乐在其中。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专家，结果是，总是一个人赢，大家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棋局原来的生态环境被彻底颠覆了。 在心理咨询界流传着一句律令式的格言：“研究什么，什么出问题。”研究婚姻，婚姻出问题。研究亲子教育，亲子教育出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当一个人以研究的姿态去探究私人生活领域的时候，因科学理性背后隐藏的功利性让人去相信理性规则、接纳理性规则，于是，在处理态度上感性规则就被理性规则替代了。可是，私人生活领域不是以个人真空形式存在的，而是在交往关系中存在的，作为共生关系存在的妻子、孩子是按照其感性规则来处理日常生活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冲突：一个受理性规则射导的“科学的”生活者和一个受感性规则支配的“朴素的”生活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实质是两种规则的冲突，于是就出了问题。

　　第二个证据是社会层面的，是关于现代避孕技术的。在现代避孕技术出现之前，对性行为可能怀孕的后果的担忧使性行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状态，婚前性行为一直处于禁忌状态，社会也为保护女性形成了一整套的性伦理。可是，科学理性来了，发明了现代避孕技术，性行为不再存在任何可以担忧的后果了，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女性不再为怀孕担忧了，“女性被解放”了。于是女权运动开始了；女权开始了，男女平等了，压抑的性伦理已经“违背人的本性了”，于是性解放运动开始了；性解放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开始边缘化，于是嬉皮士运动出现了；原来是“因为相爱而做爱”，变成了“做爱还需要理由吗”，作为标定亲密的性行为变得想要就可以要到，亲密却不知道哪里去了。人丧失了温暖的精神家园，开始感觉到孤独，也开始反思，于是人本主义运动出现了。

　　由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导致的社会变革，借用爱情生态环境的概念可以表述成；在避孕技术发明前，人类存在着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爱情生态环境，爱情的生态环境可以概括为“做爱是相爱的最高表达形式”。随着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做爱已经无法标定是否相爱了，于是，“真爱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开始困扰人们，爱情的生态环境变成了“我在爱，但同时我也在寻找”。

　　事实上，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是爱情生态环境第一次遭受科学理性的侵袭。如果有第二次侵袭，那必定是来自对爱情的科学研究。第一次侵袭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后果乐观地说是“虽然我在寻找，但是至少我还在爱”。如果再来个第二次，当科学研究彻底解构了爱情的时候，那时人或许都不再爱了。到那个时候，或许就像美国科学家预言的那样，“想要爱的美好的感觉吗?来我们的实验室吧。只要在你的头上按几个电极，然后给你的大脑放点电，你就会有初恋的美好感觉了。全部只需要花几个美元”。

　　说到这里，结论似乎是爱情不应该被研究。对此，我无言以对。这个文章是我对爱情研究的一个反思。这种反思在科学理性这只“黑手”疯狂地向私人生活领域进军的今天，多少显得有点螳臂挡车的味道，也有点贼喊捉贼的意思。其实，这种反思的实质是科学伦理的一个大命题，即：科学理性对人的伤害。无论是后现代对科学理性的否定也好，还是科学伦理在向科学理性叫停也好，科学理性就像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让它停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这种反思至少提醒人们，对爱情研究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

　　

　　责任编辑　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