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名兴复，189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被人们尊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入选“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10大伟人”。1955年与1977年，还曾两度荣膺“当代全球最重要100名人”称号。

　　

　　立志平民教育事业

　　

　　晏阳初出生于书香之家，5岁入私塾，13岁离家赴基督教学堂求学。在西学堂，他初步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1907年，晏阳初入成都的华美高等学校就读。1913年，在传教士史梯瓦特资助下，晏阳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政治系。按该校的规定，考第一名者可获英皇爱得华第七奖学金1600美元，但奖学金只授予英国籍学生，学院院长建议他改入英国籍。但晏阳初说：“这代价，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太高了。”他毅然放弃了这笔奖金，这种气节使当时港大的校长深表敬佩。

　　1916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主修政治学与经济学。1917年，晏阳初在当选耶鲁华人协会会长期间，结识了夫人许雅丽(许雅丽回国后曾在女子体育师范任教，1921年晏阳初与许雅丽结为伉俪)。在美国，晏阳初曾经受教于塔夫脱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塔夫脱教晏阳初的课程是《美国宪法》。1918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晏阳初通过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介绍，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法国参加了帮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用到欧洲的中国劳工的工作。1920年秋，晏阳初满怀热情返回祖国，立志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

　　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晏阳初游历19个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和各地平民生活。后在上海、长沙、烟台、嘉兴等地创办平民学校，开展义务扫盲运动。在长沙，晏阳初的扫盲运动几乎把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了，很多穷苦人第一次有机会走进课堂。毛泽东也曾做过义务教员。1923年8月，在晏阳初联络下，在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平民教育的统一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以下简称“平教总会”)。著名教育家张伯苓、陈宝泉、蒋梦麟、陶行知、朱其慧等都参加了董事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任总干事，主持工作。1926年后，平教总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当年10月，平教总会在定县设立办事处，着手开展定县实验，实施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定县实验，达10年之久，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日军把战火烧到河北，平民教育实验重心不得不向华西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受到批判。离开祖国后，他将视野扩展到亚非拉美各洲的欠发达国家，他将平教会建立之初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危地马拉等国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推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定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指导各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实验。1967年，晏阳初在菲律宾创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成为国际乡村工作人才的培训中心，仍以“四大教育联锁进行”为基本原则。

　　鉴于晏阳初多年来为推行平民教育所做的贡献，1943年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他与爱因斯坦、莱特、福特、杜威等国际名人并列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10大伟人”，这一殊荣得之不易，使他享有了崇高的国际声望。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曾把本国最高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自己国家平民教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博士下乡”运动

　　

　　晏阳初一直把是否具备相当的人才条件作为乡村建设实施成功的关键。为使定县实验顺利进行，晏阳初多方游说，延揽人才，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

　　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舍弃城市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村，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掀起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冯锐和傅葆琛两位博士是率先到定县去的。晏阳初说：“冯先生和傅先生是第一个将‘到农村去’或‘到人民中去’的口号付诸实际行动的归国留学生。”冯锐教授是著名的农学博士，留美8年，还在罗马国际农学院做过研究，但他回国后教了12年书却没有见过一个农民，没有体验过一天农村生活，也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他在晏阳初劝说下义无反顾地到了定县。傅葆琛是清末翰林学士之子，在美国获“乡村教育”博士学位，后出任平教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此外，来到定县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如“平教总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等等。这些到定县的博士绝大多数是外国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现代高等教育基础，在多个研究领域具有较高职称。值得一提的是，博士们以前的单位及职务都还不错，但是他们都辞去了原来职务，放弃升迁机会，举家搬到定县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劳动和生活。这一时期，到定县农村的知识分子有几百名，1926年到定县的有66人，此后逐年增加，1928年为82人，1929年为204人，1935年达500人，可以说，当时定县形成了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平民教育社会”，为乡村建设实验迈出了第一步。

　　

　　首次社会实况调查

　　

　　1929年秋，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进行了细致的社会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全面实况调查。

　　社会调查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新工作。当时农民受城市人欺凌太多，一听说城市有人来调查乡村日常生活，即惴惴不安，以为大祸将至。如北京某医院曾派人到乡村从事改进卫生工作，即被村民驱逐。1920年燕京大学有学生修“社会调查”一课，选取乞丐作调查对象，以聚餐形式邀请乞丐谈话，平日只见满街乞丐，可当时参加聚餐的只有19人，又多不愿回答问题，可见当时搞社会调查之难。

　　定县农村社会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农民的不合作、不理解。如，调查富家人口、地亩时，因为村人避富，不肯告知准确数目；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各家报告人口时，往往将家中未出嫁的姑娘与青年妇女故意遗漏不报，而且男孩不肯告知生日年龄，怕外人摆镇物陷害，女孩觉得无足轻重，又忽略不报；尤其村内人口死亡、疾病等情况更难得到确切数字，因为村民不高兴这类不吉利的询问。

　　晏阳初和平教总会的同仁们想尽办法赢得村民信任，力求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取得农民对调查工作者的信任，调查人员从教育入手，通过平民学校对农民进行一定的知识培养和技术训练，这样，一些成年学生学到一定知识技能后就可以帮着做调查的工作。另一方面，深入农村搞实地调查时，调查人员一般首先与各村村长及其他村内领袖接洽，由他们带领或请本村人作向导，或通过开农民娱乐会、使用调查讲演挂图等向农民解释，然后才到各家填写表格。实地调查的项目包括：每村距离城的里数、位置、家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村中主要领袖，村内就读学校的人数，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村人职业、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集市日期、医生及药铺数目、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非常具体详细，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首先要把握好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弊病，才好对症下药。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病症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1931年他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找。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针对这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着重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文艺教育是要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主要包括平民文学工作和艺术教育。为抓好平民文学工作，晏阳初和平教会同仁选取3420个常用字为通字表，教平民认字；编辑了《平民千字课》、《市民高级文艺课本》等课本，教农民知识。他们还深入群众中，采集并整理各种民间文学，如秧歌、大鼓词、歇后语、谜语、谚语、故事笑话等，多达20几万字。艺术教育中，戏剧起的作用尤为突出。定县实验期间，平教会编的剧本有百余种，如《屠户》、《牛》、《锄头健儿》等，一般在农村露天剧场公演，农民的热情很高。

　　生计教育主要是解决农民穷的问题。晏阳初指出，要使生计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关键一点是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要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他曾举了一个例子：农学博士冯锐第一年种的白菜还不如当地老农种的长得好。直到第三年，由于天天与老农为伍，细心观察研究，“使自己从原来道貌岸然的学者变成了地道的农家”，种的白菜才胜过老农，他的农业科学知识才真正发挥作用。生计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传授农民生计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成立定县农村合作实验银行等。其中，推行表证农家是一项创造性实验。其突出之处在于由农民指导农民，农民把自己的成果当众证明给村民看，并把经验和心得教授给其他农民，以带动更多的人前进，这比工作人员的示范更具意义。到1936年定县已有300表证农家，在生计教育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卫生教育是要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主要致力于建立乡村保健制度。定县建立的是上下三级的医疗保健制度：第一级是保健员，每村设1人，负责村单位的保健卫生工作。第二级是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负责约3万人口的区域。第三级是保健院，为全县卫生的最高机关。同时，疾病预防、妇婴卫生以及倡导计划生育等项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天花在定县已然绝迹。此项制度的推行曾引起强烈反响。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参考了定县的做法，要求每县设卫生院，乡(镇)设卫生所，保设卫生员，完全和定县的保健制度一样。

　　公民教育是要解决农民私的问题，主要致力于国民精神的培养和农村自治问题的研究。晏阳初提出：“以发挥国族精神，选择志士仁人之事迹，作系统的研究为目标。特选历史上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迹，制成图说，附以歌曲，以为公民教育之材料。”主要成绩有：刊印由陈筑山撰述的《国族精神论例浅释》，该书以浅显的文字表现古代以来仁人志士的言行，鼓舞了人民士气；编绘《历史人物图说》，使平民看图即懂。农村自治研究工作以研究村自治的内容和组织、训练自治人才为基本任务。1933年，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城东高头村进行村民自治实验研究，培训自治人才，指导人民自己管理村内事务。后成立高头村乡公所，由村民共同讨论乡务事宜，如修改乡公约、清理债务、修筑道路、成立农民训练班、看管田禾等。

　　这四大教育实践带来的成效，使定县成为国内、国际关注的焦点。海内外很多关心农村农民的各界人士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取经。美国记者斯诺专门到定县访问，称定县正在做一改造生活的最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政府要员甘乃光、黄季宽、张岳军、张文伯等先后到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后记：1985年和1986年，晏阳初曾两次回到改革开放后的定县，对定县农村的巨大变化由衷地感到欣慰，他说：“从定县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走完了其辉煌的一生。但他留给我们的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却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和借鉴。

　　

　　责任编辑　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