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俘们的命运

战俘问题是战争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国际社会于1929年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其中对战俘营的设置、设备、饮食衣服、卫生、文化、纪律，对战俘的刑事制裁、遣返、死亡处理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如战俘在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不能亚于俘虏他们的军队的士兵待遇，有与家人通信的自由，红十字会可以定期访问战俘营地等。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公约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不论是轴心国还是同盟国，都存在严重的摧残、虐杀战俘的现象。

　　

　　罪恶深重的暴行

　　

　　二战期间，众所周知，德国的纳粹集中营吞噬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欧洲战场死亡的4600万军民中，约有1100万人死于纳粹集中营，其中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00多万苏军战俘，仅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人数就超过50万。而在太平洋战场，被日军俘虏的数十万盟军士兵伤亡则更为惨重。根据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官方统计数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为1．2％，平均在押时间为0．95年。而根据太平洋战场尤其是菲律宾战场的统计数据表明，战俘在被俘期间的死亡率高达40．4％。平均在押期为3．15年。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本人虐待战俘的突出暴行之一。1941年1月，日军计划将美国和菲律宾战俘送到吕宋岛中部的奥德内尔战俘营，不足100英里的路途盟军战俘却走了数月之久，行军途中随处可见被枪毙或是被砍头的战俘尸体。行军至4月时，菲律宾陆军第九十一师的全体军官被日军用铁丝反绑胳膊，脖子上也绕着铁丝，一个连一个绑在一起，每行100人，分4行排列，背对日军站成一排，日军分别从队伍的两边开始用刀砍他们的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持续了8小时之久。据粗略统计，这次行军开始约有战俘7万人，其中1．7万人惨死途中。

　　在被日本称作模范战俘营的奉天集中营里，战俘们依然饱受疾病、寒冷、毒打、死亡的命运。他们住的是半掩在地下的木制棚子，墙壁是用泥土填充的，屋顶是单层的木板。一个英国战俘来到这里后倒吸一口冷气，因为按照他们的标准，连工具都不会放在这样的地方。医院也是这种棚屋，当数百计的战俘染上疟疾的时候，整个集中营的医院里只有一个便盆!澳大利亚战俘坎特哈金斯回忆说，“1200名盟军的战俘，就住在这里，第一个严酷的冬天死亡惨重，六分之一的人列在了死亡名单中……”

　　1942年11月的沈阳，气温最低时已经达到摄氏零下40度。每天早晨，战俘们都要数一数人数，因为他们不知道又有谁在夜里被冻死了。美国战俘哈洛·亚戈回忆说，到了奉天战俘营的第一个早晨醒来时，就发现昨晚睡在自己身边的战友已经死了。战俘每天的饮食就是玉米粥和几块干瘪的干粮。日军对待战俘最常见的刑罚就是罚站，手臂伸直，手中端着一碗水，如果水弄洒一点，就要被藤条或刀鞘抽打。有时还有罚跪，战俘要双手抱头跪在地上，如果跪姿走样，双腿就会遭受毒打，上身也要保持挺直，稍有懈怠，刀鞘就会抽来。战俘营里的殴打是免不了的，如果有谁被怀疑或是发现违反了战俘营里的规定，就会被审讯，而日本人向来认为战俘是不会坦白交代的，因此如果在多次审问后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话，就会招来狠狠的耳光。日军要求战俘在睡觉时鞋子必须两只并齐放在铺位下，鞋尖必须直对着中间的过道，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毒打一顿。

　　

　　违反公约，违背人性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大体已定，轴心国相继战败投降。然而，对于战败国的士兵，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怜悯。就在美英战俘因为行将获得解放而放声高歌之际，大批日本战俘面临着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或是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的命运。这些日军知道自己必将遭到苏联的报复，其内心极度恐惧，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8天，一个整连的日本兵列队来到奉天战俘营，主动向一个站岗的盟军战俘哨兵缴械投降，请求成为美国人的俘虏，因为他们不希望向苏联红军投降而成为他们的俘虏，他们知道在那里不是被枪毙就是被送到西伯利亚。有130万被俘的日军，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的强制劳动营，然而实际上，出于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苏联当局对日本战俘相对而言是优待的，苏联劳改局除了给战俘们安排劳动竞赛、文体活动外，还配备专门的政工人员对战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纪念日时，苏联方面对这些战俘会变得比较友好，给他们多发一些食品，有时还会给他们酒喝，以安抚这些日本战俘的情绪。

　　对于德国战俘，苏联就没有那么宽厚了，因为战争期间约有2700万苏联人丧命，被德国俘虏的约400万苏联红军中有一半死亡。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思·阿瑟所说：“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百多个战场上，德国战俘们在苏联士兵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怜悯与仁慈。”战争结束时，约有1100多万德国战俘被关押，其中在苏联战俘营里的300万战俘有1／3的人没能再回到德国。有数据显示，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苏联共接收238．8万德国战俘及109．7万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俘，其中有超过100万的德国战俘在监禁期间死亡。作为其中的幸存者，德国战俘曼弗雷德·彼得斯回忆说，在苏联红军的严密监视下，战俘们排成5队，在一周内向东方行进120千米。这期间几乎没东西吃，只有少量的水。掉队的人不是遭毒打就是被枪毙埋掉。在法国，德国战俘也遭受了“报复”，在被派去清除德国人埋设的地雷的任务时，至少有1800名德国战俘丧命。

　　美国尽管一贯宣扬民主、和平、自由，但在战俘的处理问题上同样不理会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按照美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战俘新思维”，美国将其在欧洲和北非接收的约525万德国战俘分成两个等级，一是投降的战俘，二是缴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其中第一类人可按日内瓦公约处理，第二类人则要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已经投降，也可以处死他们，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德国战俘都被美国人归入了第二类。

　　在美军战俘营，战俘们集中在黄土坡上，没有房屋，甚至没有帐篷，他们必须用手刨洞，好让自己能睡在洞里，体质差一点的就只能在露天躺着。食物和水是没有保证的，尽管美军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会约有10万吨粮食囤积在瑞士，但是战俘们却一天只能吃一顿，而且数量少得可怜，只有美军士兵的十分之一。一位德国战俘回忆说，他所在的战俘营里有1万人，每天都会有30多具尸体被抬出去，这些尸体们被脱去衣服，一层一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 在战俘营里，疟疾、伤寒、肺炎等疾病的蔓延十分迅速。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到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样就更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加上美军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的要求，自1945年4月美军“战俘新思维”设想启动至1946年1月，约100万德国战俘就在无依无助的情况下消失了。

　　

　　战俘博物馆

　　

　　为了唤醒民众对战争的反思，引起人们对于战俘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已有国家建立起了战俘博物馆。在美国，设在圣地亚哥市的战俘博物馆是由美国海军圣地亚哥新兵训练司令部于1987年创办的，馆内陈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军人在战俘营里生活的实物、照片、新闻报道、记录资料等，开馆4年参观者已达30万人次。博物馆的创建者克拉克先生表示，美国的年轻一代对战争根本不了解，他们对战俘的认知多是从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得到的，而且多是错误的。作品中战俘的生活被描写得过于浪漫，实际上美国战俘都是顺从者，他们孤立无援，胆小如鼠，求生若渴。曾在越战中被俘的赫格代尔先生在参观了博物馆后说，鉴于自己在被俘时非常年轻、对战俘生活毫无准备的教训，应该在新兵训练结束前向这些年轻人进行全面的训练，告诉他们战争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不希望其他人为补这一课而花费太大的代价。

　　在中国的四川成都市大邑县，也有一座专门纪念抗战时期我军为日军所俘者而筹建的“抗俘馆”，它由樊建川先生斥资400万元所建，其中有他从日本购回的2000多册资料，包括当年的老画报，侵华日军制作的纪念册，以及侵华日军拍摄的私人影集。馆藏的200多张鲜为人知的照片，描绘了被俘后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以及至今下落不明的普通战俘处境，让人们多方面地了解“抗俘”这个“参加抗日战争不幸被侵华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群体的命运。(文章代码：102124)

　　【责任编辑】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