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下)

马术

　　

　　马术，是指以赛马、马上技巧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体育活动。马术的起源以马的饲养和骑乘为基础。在我国黄河流域，人工饲养马的出现大概是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晚期，但马术的形成大致是在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马术得以迅速发展。

　　赛马，在古代称之为“驰逐”或“走马”。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齐威王时期，赛马活动已经流行于齐国，田忌与齐国诸公子“驰逐重射”时采用孙膑的建议而以弱胜强的故事流传至今。到了汉代，赛马活动日益兴盛，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也流行于宫廷，汉武帝等都喜爱赛马活动。汉代赛马的流行，在考古学上多有反映。如河南郑州市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的赛马图，在长8.5厘米、宽5厘米的画面上，绘出二骑士正在挥鞭驰马比赛的形象。汉代陶俑中，也有骑士赛马的形象。魏晋以后，赛马活动长盛不衰，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区更是如此。甘肃嘉峪关市魏晋时期壁画墓中的赛马图、山东济南市发现的唐代赛马石雕像以及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壁画中的赛马图等，都是历代赛马活动的写照。

　　马上技巧，即骑士在飞奔的马上做出各种惊险而优美的动作和造型，是古代马术的另一种主要形式。马上技巧的考古资料汉代较为多见。如1975年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的漆奁上，绘有多幅马术的图像，其中一幅是一匹凌空飞奔的马上，一骑士单足矗立，右足高抬、右手扬鞭，形态矫健。这种图像表现出骑士不仅要有精湛的骑术，还要有超人的体力和非凡的平衡技巧。汉代以后，马上技巧依然流行，但有关的考古发现不多。

　　

　　棋类活动

　　

　　棋类活动，不像其他体育活动那样强健体魄，但利于人们思维的锻炼和开发，具有很强的益智性，并且同样具有激烈的竞争性，因此，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中国古代棋类活动的产生至迟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并且类型多样，主要的类型有六博棋、塞棋、围棋、象棋和双陆棋等。

　　六博棋，简称“六博”或“陆博”，是一种通过掷采、行棋而分胜负的棋类活动。其起源有可能上溯到夏朝末年，到战国时期已经初步流行。古代文献中有关于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盛行六博的记载，山东曲阜、湖北江陵等地战国时期博局盘、棋子和博箸等的发现，均可为证。秦汉时期，六博更为流行，成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所喜爱的棋类活动之一，并且东汉时人著有专门的书《博经》加以记述，惜早已亡佚。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建筑遗址、北宫南砖瓦窑场址发现有陶质博局盘；漆木质博局盘以及与六博有关的博具在各地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有更多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盒内，装有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包括方形博局盘、木骰子各1件，象牙大棋子12枚、小棋子18枚，博箸42根等，是迄今所见配套最齐全的博具。魏晋时期，六博依然存在，如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绘有六博的图像，但魏晋以后逐渐被其他棋类活动所取代。

　　塞棋，是一种与六博类似的棋类活动，兴起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流行开来，汉代又称之为“格五”。在古代文献中，往往“博”(六博)、“塞”(塞棋)并称，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投琼(焭、骰)或箸以行棋。六博用骰子或箸掷采，而塞棋不投琼、只行棋，是典型的棋游戏。塞棋的棋局与六博的博局大致相同，在秦汉墓葬中时有发现，但两者不易区分。1972年甘肃武威县磨咀子48号西汉墓出土的一组“塞棋彩绘木雕”，表现的或许就是塞棋对弈的场景。该木雕由2个人物和1件棋盘组成，棋盘呈长方形，表面为黑色，一端用白色绘出塞棋局线。棋盘两侧各有一木雕人物，均用黑白色漆彩绘，着袍服，头顶梳圆辔。左侧一人，右手斜伸向棋局，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长方形棋子正在行棋；右侧一人，右手垂放于膝上，左手举在胸前，正在凝视对方落棋，形象生动逼真。唐代以后，塞棋继续流行，但行棋方法出现了许多变化，并改称为“蹙戎”，直到明清时期。

　　围棋，古代称之为“奕”，下围棋称之为“对弈”。围棋的起源，据文献记载有可能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但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是西汉，即陕西咸阳6号西汉墓出土的铁足石棋盘，棋局用墨线画出纵横棋道各15道，计225道。1952年河北省望都1号东汉墓出土的石棋盘，棋局用阴线刻出纵横棋道各17道，计289道，与曹魏时期邯郸淳的《艺经·棋品》“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的记载相吻合。南北朝时期，对弈之风盛行，设立棋官，建立“九品”棋品制度，现代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山东邹城曾发现西晋时期的石质围棋子，敦煌莫高窟石室中还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棋经》。隋唐五代时期，围棋之风更盛，唐代翰林院设有“棋待诏”：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纵横19道计361道的棋局，以及圆形棋子，到唐代都走向定型；随着日本遣唐使的多次往来以及唐王朝与新罗王朝的交流，围棋东传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五代时期的《围棋义例》所总结的32种围棋招法及其术语，有些一直延用至今。在考古学上，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瓷棋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张雄墓出土的木质围棋盘、阿斯塔那187号唐墓出土的《侍女围棋图》绢画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皇帝赠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紫檀木围棋盘等，成为当时围棋盛行的实物例证。宋代以后，围棋继续流行并进一步发展，直至今日。

　　象棋，古代又称之为“象戏”。象棋的起源或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作为一种成熟的棋类活动出现则是始于唐代，唐朝初年曾流传有《象经》等专门的著作，唐人的诗歌中也多有描写。到了宋代，象棋完全定型，成为雅俗共赏并广为普及的一种棋类活动。北宋的棋局为纵九路、横九路，棋子包括有将、士、象、车、马、炮、卒等计32枚，南宋时增加了河界，其形制、规则与今日之象棋已经是别无二致，这被考古发现所证明。1997年，河南省洛阳市北宋墓出土的一副完整的北宋瓷质象棋子共计32枚，黑、白象棋子各16枚，正面字上均涂金，对于宋代象棋的研究弥足珍贵。明清时期，象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至今仍是最为普及的一种棋类活动。

　　双陆棋，简称“双陆”或“双六”，又有“长行”、“波罗塞戏”等别名。双陆出现的年代是在三国时期。其起源一说从天竺(今印度)传入，但受到了秦汉时期博戏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棋类活动之一。隋唐至五代时期，双陆广为流行，受到上至宫廷、下至黎民百姓的广泛喜爱。据文献记载，一套双陆主要包括棋盘和黑、白棋子各1 5枚以及骰子2枚。棋盘上面刻有对等的12条竖线；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六的数值。行棋时，先掷出二骰子，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先将全部己方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获全胜。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螺钿双陆棋盘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紫檀木画双陆棋盘等，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双陆棋盘形制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宋代，双陆在宫廷和士人中依然相当流行，当时城市的酒楼茶馆里还往往设有双陆棋，供客人边品茶边玩双陆。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副完整的双陆棋，包括髹漆木质双陆棋盘，平底、尖顶，束腰的黑、白棋子各15枚，2枚骰子已朽毁。它的出土不仅形象地表现出当时双陆棋棋具的形制和结构，还反映出当时北方的辽人统治区双陆棋同样流行。双陆棋到了元代，成为文人和风流子弟所喜爱的“才子型”活动，明清时期趋于衰落，最后终于失传。

　　

　　古代体育活动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丰富多彩，除上述外还有射箭、赛跑、举重、投掷、滑冰、游泳、龙舟竞渡等其他体育话动。以导引术、气功等为代表的保健养生活动，以及多种多样的游戏和休闲健身活动，如投壶、垂钓、放风筝、荡秋千等，也都与体育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观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及其发展演变，可以看到它们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首先是实用性强，不少体育活动与军事活动和军队训练有关，如蹴鞠、马球、马术、武术、相扑等，都被视作“兵技巧”，经常用于军队士卒的训练。其次是表演性和观赏性强，许多体育活动被称之为“百戏”而用于表演，并被作为接待宾客的一项活动，如汉代的蹴鞠、武术、马术和角抵等，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中都表现出浓厚的表演色彩。再次，娱乐性强，有些活动具有宴饮助兴之功能，有些活动则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尤其是棋类活动中的六博棋、双陆棋等更是如此。

　　从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是体育活动发展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上秦汉和唐宋两个高潮，都是在当时社会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其二，统治者的倡导重视、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和专业组织的建立，是体育活动发展的重要条件。譬如，汉代蹴鞠和角抵的兴盛、唐代马球的发展等，都与达官显贵乃至皇帝的喜爱有直接关系。唐代“棋待诏”、宋代下围棋的棋待诏和下象棋的棋待诏的设立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围棋和象棋的发展。宋代蹴鞠、相扑等社团组织的建立，促进了这些活动的开展。其三，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体育活动的发展和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三国时期双陆棋由印度传入中国、唐代相扑和围棋等东传到日本、元代捶丸西传到欧洲等，都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