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宋子文

宋子文是“宋氏家族”的长公子，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要职，他对蒋介石时代的政治、外交和财经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过，作为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与这个妹夫是道同而志不合。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宋子文就此分道扬镳，移居美国，1971年在旧金山寓所去世。

　　有关宋子文的个人档案，包括照片、电文、信函、会议文件等各类史料，是历史的重要见证，长期封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直至近两年才解密示人。宋子文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存疑和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析。长期以来，宋子文受到现实政治成见的影响，一生未及深入研究即已判定，通过释读这些档案史料，可以厘清过去的一些印象和评价。

　　

　　西安事变善后作用凸显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一般仅识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和柬美龄。其实，宋子文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以往多将他与宋美龄合以“宋氏兄妹”称之。从其所写的日记中可以得知，宋子文临危受命，处理事变善后工作，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探路”开始，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亲历亲为。

　　是时，形势十分紧迫，南京“讨逆”军已打过潼关，几近兵临城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则准备应战。面对危局，身为蒋妻的宋美龄以及作为“国舅”的宋子文十分担心，一心想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使蒋重回统帅地位。他俩说服南京当局停战3天，以便让宋子文赴西安调解。宋子文在见到蒋介石后直言：绝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否则内战四起，国家将陷于分裂，他的生命安全亦难保。鉴此，断不可意气用事，由他来“谋划一解决之道”。

　　此前，张学良曾再三向蒋恳求接纳其提出的8项政治主张，遭到抵制。在宋子文的劝告和分析下，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据宋子文日记载，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就告知张学良，诸事可以商量。次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强调事态的发展远未严重到非不顾蒋之安危而进攻西安的地步。他成功促使南京各政要同意4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军队不得进攻，给他时间去解决这一事件。

　　22日，宋子文与宋美龄等人飞抵西安。次日，他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宋子文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既要替蒋着想，也要帮助张、杨讲话；既要达成救蒋目的，又不能放弃推动抗日的目标。他的明智之举使得整个谈判进展顺利，很快达成一致，包括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内容，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与此同时，宋子文还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促成国共两党高层的接触，并启动两党和谈，为其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宋子文的西安之行是他一生中颇具光彩的一页。他斡旋于南京、西安以及蒋介石和张、杨、中共代表之间，折冲樽俎、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毕现。依当时的复杂情况，任何一种疏失或差错都有可能造成误解，以至酿成恶果，但宋子文在短短几天内就化干戈为玉帛了。

　　

　　“疯狂敛财”之说证据不足

　　

　　宋子文曾3次出任财政部长，3次执掌行政院，并断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他还创设银行，兴办纺织、烟草、米业、电气等各类公司，可谓集权贵与红顶商人于一身。抗战胜利前后，宋子文营私舞弊之传闻不绝于耳。他的官场成败这里不去探究，他是否有发国难之财则最为敏感和令人关注。

　　作为“蒋家政权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之“四大家族”的主要人物之一，宋子文难脱干系。国内的出版物几乎众口一词：宋子文利用权势发国难之财。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一书中，亦称其“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他还叙述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听说宋家倒卖通过租界法案所得物资牟利的传闻后震怒，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发现宋子文“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有薄弱之资，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敛了7000多万美元之多”。调查局指出，日本曾在战时指责宋子文在大通银行或者纽约花旗银行存放7000万美元……

　　这一直都是美国机密，直到1983年解密后，这一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仍然被著名报纸引为事实。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称“宋子文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华尔街日报》亦刊载说“他藉掌控中国财政之便，购买包括通用汽车及杜邦公司在内的大批外国公司股票”，并引用了《宋家王朝》书中有关宋子文敛财的说法。

　　宋子文究竟有无不法之举?总体而观，指责的文字多半为传闻之词，一人述之，二人传之，三人继之，于是众口铄金，似乎难辞其咎。这里，我们不妨察看一下当事人是如何应对他人的指责的。宋子文档案中记载，他在1945年春季曾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应答各方责难。事先他征求了包括时为律师后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意见，他们一致建议保持沉默，以免造成事态的扩大与渲染。但宋子文还是接受友人科尔伯格的建议，由宋授权美国政府公布他在美国的财产状况。

　　宋氏档案中有宋子文的银行存款及股票、房地产、财产委托书以及法院验证的遗嘱，一应齐全。据载，1940年左右，宋的银行存款及股票以及父母赠予的遗产计为270多万美元；至1970年他去世时，加上房产变卖等，总值为1000多万美元。扣除各类款项以及已分配之遗产，最后净值为560多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被称为“最富有的人”则名不副实，相去甚远。有必要说明的是，宋子文定居美国后不再过问政治，专攻经济的他擅长投资，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所以，他的全部家产还应包括赴美后20年投资所得。如果生财有道，资本的翻番甚至是倍增都是有可能的。

　　宋子文身为财政部长，掌控经济大权，于是在人们眼中成了最大的“贪污犯”，捞得好处无数。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档案，还是胡佛研究所有关他的档案中，都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说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有一个小的细节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用实际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雇员，政府提供的经费远不够日常开支。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上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公司的运作。档案中还保留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是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时的工资及驻外津贴补差。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不惟如此，翻看蒋介石的日记，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对周遭人物是挨个“痛批”，宋子文也在其例，但并无指责宋贪污的文字。对于军政大员不法牟利之事，蒋介石最为忌恨，如果宋子文不轨，他必将斥之。

　　

　　蒋、宋，孔之间并非“一家亲”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先后投身于孙中山南方革命阵营之际。其后，当蒋介石渐成“右派”代表时，宋子文则与“左派”关系较密。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另组政府，宋子文则游离其外，直至年末才与蒋同流。

　　尽管如此，蒋、宋之间有诸多相异之处。蒋介石个性坚毅，讲求独断，谙熟权势；宋子文则浸淫西式文明，特立独行，渴求平等自由。这使得他们两人在看法和做派上不一，因此时有矛盾冲突。

　　宋子文与蒋介石不亲，这在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蒋和宋的关系多维持在公务方面，少有私交。公事之外，蒋极少提及宋，即便有也多是责骂，称他个性太强，自以为是，不听使唤等等。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因宋子文救驾而顺利获释，并重登统治宝座。按说“投桃报李”，作为“首功”之人，宋子文理当受到蒋介石重用。然而，事过之后，宋仍旧受蒋的冷遇和不信任，赋闲长达4年之久。

　　蒋介石和宋子文关系好时也难免磕磕碰碰，不无矛盾，更不用说关系紧张之下，蒋对宋简直是视若寇仇。宋态度倔强自负，对蒋“遇事不能承其意”，自然与蒋不合。宋甚至“自认为比蒋聪明”，我行我素，发怒时还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让蒋下不了台。多年来，蒋介石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近臣”多揣摩蒋的心思并取悦于他。桀骜不驯的宋子文则不然，不肯变通，自然不讨蒋的欢心。蒋在日记中对宋的印象和评价多见于“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之类的词，说他“未任事不能听命，既任事必致冲突”。

　　宋子文和蒋介石有过两次大吵的记录，第一次是在1933年10月，宋子文力主财政开支应有节度，对蒋不讲章法而滥用军费开支颇为不满，言辞激烈，搞得两人关系十分紧张。蒋在日记中多次发泄怨气，认为宋把持财政，不愿痛快支用款项，并将如何解决宋的问题列为日日忧思之大事，不久，宋子文即被解职。第二次失和是在1943年秋冬，原因涉及宋子文反对宋美龄访美、反对熊式辉率军事代表团赴美、激怒孔祥熙夫妇以及在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中言词触犯蒋，乃至11月出席开罗会议时，身为外长的宋子文竟未与会。

　　在史迪威事件上，蒋宋冲突甚烈。事涉中美关系，让蒋介石好不难堪，他大为恼火，在日记中言称“如不速去，则党国之后患将不堪设想矣”。他召宋子文来商，未果，气愤至极，乃“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大声斥逐”。

　　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关系亦不悦，孔虽是宋的姐夫，但宋对孔有些不屑，

　　“对他的智力评价很低”，其关系始终不冷不热。加之他俩在理财治政方面各有路数，被蒋视为左膀右臂，这就在客观上形成竞争态势，矛盾日深，一度发展到颇为严重的地步。

　　同是手足，与其他两个姐妹相比，宋子文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真挚的亲情。他们二人有相似之处，都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崇尚自由民主，希望用政治而非内战的方式解决党派之争。尽管姐弟俩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但这无妨宋子文对二姐不变的浓浓爱意。

　　宋美龄则不同，她积极支持蒋介石的专制集权。宋子文不仅与蒋介石政治观念相悖，在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上亦不同于宋美龄，冲突在所难免。而身居幕后的宋霭龄则与宋美龄同道，她亦介入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的争斗。所以，宋子文与宋霭龄和宋美龄这一姐一妹情薄缘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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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凯